憶浩辛

憶浩辛（憶舊）

浩辛是初中同學。初中三年，常常一起自修、一起參加課外活動，一起切磋討論，一起談人生理想、展望未來，關係甚好。一九六四年夏季初中畢業，我考上原校高一，浩辛去了另一間中學上高中，斷了聯絡。之後高中兩年、文革兩年，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下放到海南島中部的國營農場。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我由海南回廣州探親，假期結束買了船票趕回海南，登船那天一大早，竟然在碼頭的人群中看到浩辛的身影，我立即擠過去，叫了一聲「浩辛」，他應聲回過頭，認出是我，於是互相簡述幾年變化和近況，我拿出紙筆記下對方的地址，就匆匆登船。之後，他曾寄信到我所在的農場生產隊，還附有他在農場拍的、穿着那年代流行的舊軍裝、戴舊軍帽的生活照，英姿煥發、氣宇軒昂，很有朝氣。後來時勢不斷變化，政策開始鬆動，海南知青少數人有機會因為招工或讀書而回城；我與浩辛通信疏了，又斷了聯絡，不知浩辛去向。

九十年代起，每年校慶日，初中同學們都返回母校，然後訂一家酒樓聚餐。有老同學記得學生時代我與與浩辛甚為投契，問我浩辛去了哪裏，我只好老實說，幾十年斷了聯絡。不過，我記起浩辛有一個妹妹叫淑薇，也在同一間中學，比我們低三個年級，即是我考上高一時她剛入初一，因為她長得很像她哥哥，所以我一眼就認出來。於是我設法找到我認識的淑薇同班同學，請他打聽淑薇，然後請淑薇告知我他哥哥的地址。經過一番周折，二零零五年初，我終於收到淑薇寄給我的信。原來，浩辛一家四代是美國華僑，他兩兄妹一九六八年都下放，哥哥浩辛去了海南島農場，妹妹淑薇去了雷州半島農場，七十年代中期兄妹倆獲准離開農場回到廣州，之後又獲准赴美國定居。

二零零五年初，我按淑薇給我的浩辛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地址，寫了一封信給他，略述幾十年變遷和近況，並告知他老同學們都很掛念他，叫他找機會回國見見面。幾個月後，我收到浩辛的回信，信中說︰「很多謝你詳述了學生時代的故事和幾十年來的變遷。當年你的關節炎後來怎麼樣？幾十年之後還有痛嗎？若有需要，我可以從美國買最好、最先進的藥寄給你」。他在信中略述了他的生活軌跡︰當年下放到海南中部屯昌縣山區的橡膠農場，一九七七年離開農場返回廣州，幾年後按政策獲准赴美國定居。但信中隻字不提回國見老同學一事。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校慶日，我把浩辛的信帶給老班長樂霞，並給同學們傳閱，我說︰「我能夠做的都做了，調動各種線索、找到浩辛的下落、寫信請他回國看看，但他沒有表示，我只能做到這一步了。我們只好尊重他個人的選擇和決定。」

二零零七年初，浩辛的妹妹淑薇從美國回廣州看望老同學，特意約我去廣州參加她們的同學聚會。我應約參加了，並帶了幾張在農場時拍的、很有紀念價值的黑白相片給她看。淑薇對我說︰「你們老同學多寫信給我哥、多多開解他、引導他就對了。他去到美國三十年，一直住在佛州的弟弟家中，沒有出社會工作過一天。他說下鄉八年對他傷害太大，他對那些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和不公平對待耿耿於懷、忿忿不平，總覺得自己懷才不遇、被時代戲弄，心中有一個結解不開；他說定下目標要寫一部毛傳，天天去大學圖書館看書、查資料，但三十年未曾寫出一頁紙。」我輕輕嘆了一口氣，說︰「文革十年那個荒謬年代，人人都經歷過，人人都是這樣走過來，人人都用自己的方法調整自己、重新振作、重新出發；他自己把自己困在一個籠中，不自我開解，那就誰也幫不了他。」

淑薇告訴我，她一九八零年赴美定居，以文革前夕只是初中二年級的學歷，在美國學英文然後入大學讀書深造，幾年後考取律師資格和會計師資格，目前在紐約有自己的會計師事務所；工餘熱心參加行業公會活動和紐約華人同鄉會的活動。她說︰「在國內的老同學都說要退休了，我覺得事業正起步、精力充沛，有許多事等着我去做。」我對她的經歷十分驚嘆和佩服，稱讚她是文革過來這一代人積極上進、不甘沉淪的典範，是在美國紐約的新一代的「華人之光」。

我對淑薇說︰「浩辛和你是親兄妹，卻有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和心理素質。你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堅持不懈的努力，擺脫舊的思維、放下過去的束縛；但浩辛卻一直停留在文革十年的時空中，作繭自縛，其實是白白浪費了光陰、浪費了自己的才華。任何抱怨都是沒有用的，即使自己真的有才華，也要自己努力尋找發揮的機會，而不要總認為自己懷才不遇、無人賞識、無機會一展所長。人應該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能力和強項在哪裏，努力擺脫舊日政治藩籬的束縛，盡力發揮自己的能力，才不枉此生，才對得住自己來過這世界一趟的難得機會。」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淑薇來香港旅遊，約了她的兩個舊同學和我，在九龍一家酒樓飲茶。淑薇告訴我，她哥哥浩辛幾年前中風，在醫院住了很長時間，已經在新冠疫情期間的二零二二年七月去世。我聽後思緒萬千，沒有答話，真的不知說什麼才好。初中三年，我與浩辛是學業上互相幫助、思想上無所不談的好友，但各有思維模式和心理素質；離開學校、踏足社會謀生之後，對社會現象、人事關係、群體影響、社會思潮以及自然災害的適應能力不同，便有不同的反應和路向，走出各自的人生軌跡。沉默良久，我對淑薇說，你哥已經離世，我不宜再說什麼，願他從此遠離凡間一切病患和痛苦，早登極樂。（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憶少天

憶少天（隨感）

少天是小學同學、兒時玩伴，在同一個溫習小組做功課，他喜歡畫畫，我們常常一起亂塗亂畫，然後哈哈大笑，玩得很開心。那時他住在母親在中醫學院的宿舍，溫習小組他家做完功課後，他便帶我鑽進學院的實驗室，去看泡在玻璃瓶裏的人體內臟，和掛在教室裏的人體骨骼。小學畢業後，少天隨父母到佛山市居住，分開了。幾年後，少天到我家來找我，說考上美院附中。一年後發生「文化大革命」，兩年後我和他都要上山下鄉，我到海南島農場，他被安排到粵北煤礦。

一九七五年初，我從海南島回廣州探親，一天早上，少天摸上門來，說是看看我是否在家，我說剛好回城探親，碰上了。他告訴我，下井挖煤六年後，被抽調到地面搞宣傳，最近受領導指派，到廣州的廣交會陳列館，搞全省「工業學大慶」展覽。他說，在美院附中還未學到專業，但附中所學的各種媒介、手法、技法，這幾年在現實生活和實際工作中全派上用場，在基層什麼都要做，樣樣都懂一點。特別是搞展覽，不但要畫畫、美術設計、圖案裝飾，用上國畫、水粉畫、木刻、套色版畫、剪紙，還要攝影。少天大量的攝影實踐，就從那時開始了。

二零零五年四月，少天在香港約我飲茶，送了兩本攝影作品集給我，我才知道他因為太太回香港定居而領取了香港身份證，但一直在國內工作。他本來在佛山市外貿系統從事包裝設計，攝影作品曾獲得廣東省第二屆魯迅文藝基金獎，還取得英國皇家攝影學會會士名銜。一九九四年辭去公職，到佛山市高明區一個偏遠山邊，建造屬於自己的「別墅」，潛心搞創作。他在這座山莊完成了一座座城市雕塑、一本本宣傳畫冊、一個個廣告設計、一幅幅攝影巨製，美化了生活、成全了別人，也豐富了自己。他說，自己只是美院附中畢業生，卻受邀到美院展覽館辦攝影展，院長、校友、同學都給面子，高度評價，真是受寵若驚。

二零零八年五月，熱心人士發起小學同學聚會，活動重點是一齊到少天在高明的山莊參觀。我們眼前的山莊別墅，有幾座錯落有致的小屋，背山面湖，山明水秀，幽雅寧靜，遠離繁囂，真是藝術家嚮往的王國。少天告訴我，這地方原本是人跡罕至的荒郊，六十年代末父親被打成「走資派」時，曾在這裏的「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文革之後幹校撤銷了，便回復荒蕪景象。他買下這片荒郊建房自住，既是為了紀念父親曾經在這片土地流下汗水，也是為了感謝在那個人妖顛倒、是非混淆的歲月，曾經關心和保護過父親的當地老百姓。

二零一五年春節過後，我和另一個小學同學應少天之約，到他在佛山的舊居去參觀。他說，這舊居是在外貿系統工作時的宿舍，已經買下業權，是為政府打工幾十年的唯一收獲，所以一直保留著。舊居堆滿了少天剛完成的「陽光．色彩——印度之旅攝影展」的展覽作品，未完成的油畫、雕塑、設計圖，以及一大堆舊作介紹的剪報。許多畫作都只畫了一部分，擺開一個攤子，還未完成，好像許多事情等著少天去做。天嫂見我仔細打量那些「半成品」，說，二十幾年來，少天的心思主要放在攝影方面，幾乎沒有時間拿畫筆。

我仔細看了少天的為了影展而放大成兩米那麼大幅的攝影作品，故意逗他說︰「人家一百幾十小時、甚至一兩個月才『磨』出一幅油畫，你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就完成一張攝影作品，比人家高效率得多。」他說︰「你老牛這麼說就是門外漢了。拿相機穩定的臂力，是井下挖煤那種繁重體力勞動鍛鍊出來的；對光、影、色彩的敏銳感覺，是美術專業訓練出來的；對人生的感悟是幾十年生活經驗的積累凝結而成的；捕捉瞬間光影動態的能力是長期藝術薰陶的結晶；而創作的能力和創作的靈感則是天生的。」少天還說︰「如今差不多人手一部數碼相機、人人都把隨拍照片貼上面書和博客，但不見得人人都能得獎，不見得人人都能取得英國皇家攝影學會會士名銜。」

少天說得有理。他不善辭令、訥於言語，但對藝術的感覺卻特別靈敏，常常就是以豐富的生活積累為基礎，千辛萬苦去捕捉那一瞬間的動態，抓住那閃光的創作靈感。他像牛一樣不辭勞苦，去廣東陽江、福建惠安的邊遠海島、漁港採風，去新疆體驗西域和絲綢之路，去貴州、四川、湖北、廣西以及粵北少數民族聚居地，去歐洲、美國、加拿大、巴西及南美諸國，搜索不同的生活感受、尋覓感動心靈的真實片斷；最近又再到印度去，領略恆河在印度人心中的偉大、神聖和依戀、親近，也因此才有那個名為「陽光、色彩」的印度採風攝影展的那些震撼人心的、充滿人性的、色彩斑駁的照片。

正如一位作家為少天的攝影作品集「走出雲春」所作的序言說的那樣，少天的攝影作品無不洋溢著濃烈的人文關懷和對人性真、善、美的追求，無不充滿著孩子般的率真，以強烈的視覺衝擊力訴說著攝影家感受的一切。少天說，很難說為藝術而生活，還是為生活而藝術，但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忠於生活，生活本來是怎樣就怎樣，就是人們常說的「原汁原味」。少天說，他不讓對象「擺甫士（姿勢）」，而是讓他們正常活動、自己「抓拍」，就是要捕捉最真實、最動人、最閃亮的一刻。少天多年來苦行僧般的雲遊和探索，成果就是這些不造作、不修飾、付出心血和真情的一幅幅攝影作品。

長期的勞累和不注重保養，少天得了心臟病，去年做了手術，康復情況良好。十二月初，我帶了裝裱好的對聯條幅約少天飲茶，把對聯送給他。這副對聯是用少天的名字寫成的「嵌名聯」，內容是︰「少得家傳迷視藝，天生創意造雲春」。少天因為住院時間長、肌肉流失，雙腳無力，要靠輪椅代步，但飲茶期間談笑風生，樂觀幽默風趣不減當年，還謙稱自己鍾意畫畫是受我老牛影響。我連忙說︰你父親是畫墨竹出了名的，你受的是父親的影響；小學時代我看見你畫什麼我就畫什麼，我受你影響才是真的。不料，前幾天收到天嫂的微信文字，說少天二零二六年五月五日上午在瑪嘉烈醫院去世。我立即回覆天嫂︰「驚悉少天突然離世，深感哀痛。望嫂子節哀順變、保重身體。相信少天在天之靈庇佑家人得享平安，願少天遠離人間疾苦，早登極樂世界。」（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憶李教授

憶李教授（憶舊）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在海南農場所在縣，參加了文革結束後宣布恢復的第一次高考（即「七七級」）。我的成績過了錄取分數線，但眼見同時報考的老知青一個一個接到錄取通知書，我一直沒有消息。一九七八年三月開學之後，據悉北京要求各地「挖掘潛力擴大招生」，縣招生辦通知未被錄取的考生到縣招生辦重報志願。縣招生辦主任說，廣州地區擴招的對象是自行解決住宿的「走讀生」；他提醒考生「不要好高騖遠、只報名校」、「當過民辦教師的，報考師範院校錄取機會較大」。我聽從招生辦主任的提示，第一志願報了師院中文系。從縣城回到農場，我立即寫信給母親，請她向老上司陳校長求助，看看能否在陳校長的宿舍借宿。我聽母親說過，陳校長的丈夫是師院教授，住在師院宿舍。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旬，我終於接到錄取通知書，趕緊收拾行李離開海南中部山區農場，五月十九日趕到師院中文系報到。那時已經開學兩個月，其他幾個「走讀生」都報到了，我是最遲的一個。班主任繆老師對我說︰「李教授拄着拐杖親自走到系辦公室，找到我和另一個負責招生錄取的溫指導員，說︰『聽說國家要求擴大招生，我系要多招十名走讀生。這位黃同學考試分數上線、評語也相當好，如果能錄取，只是要自行解決住宿問題，那就住在我家吧。』教授親自為你保薦，你才有機會上大學，你要好好攻讀，不要辜負李教授的期望。」辦好入學手續，我才按母親寫給我的地址，上門去找李教授面謝。

李教授住在師院東區宿舍區的教授小樓。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李教授。他身材高大，體形略胖，聲音宏亮，態度親切和藹。他問了許多我的知青歲月的生活、工作以及家庭和學習情況，然後說︰「你現在最重要的是趕功課，一面借同學的各科筆記來抄，一面應付每天的功課，你還要走讀、花在路上的時間多，一定會比其他同學辛苦。但既然那麼艱苦的知青生活你都熬過來了，相信你能應付得好。」他還說，大學的學習方法與中學完全不同，不但要留心聽、認真記筆記，還要多看書、多思考、做讀書筆記、整理資料卡片，花的功夫很多，所以一定要專心。我謝過李教授，便趕回家，開始應付四年的大學生活。

其實李教授沒有上過我們七七級的課，他主攻現代文學、魯迅研究，這門課程由現代文學教研室的講師講授。我有時會在傍晚時分到李教授住處去探望他，我不談學業、課程內容和上課情況，只是向他請教學習方法；他也不會問教師和學生的表現，只談研究方向和選題、使用工具書、擴大知識面、多向思考、融會貫通等。他說，幾年大學生涯無法把所有的知識都學到，學習是終身的，大學幾年就是要打好基礎、練好基本功、養成主動學習、發現問題、研究問題的能力、掌握研究方法，為將來工作做好準備。李教授不是直接給我授課的老師，他是我的人生路向的導師。一九八二年二月，我從師院畢業，分配在省直屬機關。李教授知道後非常高興，說︰「你不是某一科目特別突出，但各科成績都好、知識面廣、綜合能力強、個性溫和穩重、工作認真負責、對人態度好，所以派到機關是合適的。你要勤懇工作、任勞任怨、忠於職守、細心冷靜處事。」

我母親一九四九年初開始在李夫人、即我們口中的「陳校長」所在的小學當代課教師，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解放，我母親按人民政府的政策轉為正式教師。廣州解放的時候，李教授是出面接收教育部門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初期常到區內各中小學校巡視，五十年代中期才轉到師院任教，所以母親早就認識李教授。李教授夫人陳校長住在廣州市郊區石牌的師院宿舍，每天搭公共汽車出市區她負責的小學上班，早出晚歸，中午休息時間偶爾會到我家歇息；母親與陳校長情同姐妹，無所不談，陳校長甚至連膝下沒有兒女的苦惱心事也跟母親傾訴。

八十年代初，每年春節我都會與母親、太太和女兒給李教授、陳校長拜年，對李教授夫婦的稱呼，也跟隨小女孩改稱「教授伯伯」、「校長婆婆」。李教授在師院退休後，離開東區的教授小樓。廣州市有關部門給李教授安排住處。一九八六年我到香港定居後，仍會抽時間與母親一起探望李教授夫婦。

最後一次見到李教授是一九九七年。母親從國民大學校友的來信中得知，李教授病重，住在省人民醫院東病區。四月中旬，母親帶我和太太回廣州祭祖之後，趕到省人民醫院東病區去探望。進到病房，簡直認不出李教授的模樣︰雖然仍是高佻，但體形瘦削枯槁，體重也許輕了一半，眼眶和臉頰凹陷，白髮稀疏，聲音平緩輕細；但可以下床走動，雙眼仍有神，神情樂觀，充滿自信。校長婆婆說，如今藥物已經不太起作用，只是隔天輸血維持生命。母親與他們倆閒聊了大約半小時，囑病人好好休養，我們便告辭，趕去東站搭火車回香港。幾個月後，母親接到民大校友的來信，說李教授已去世，幾天後陳校長也去世。一對鶼鰈情深的老教育工作者相隨而去，令人扼腕。（二零二六年五月八日）

憶鄧老師

憶鄧老師（憶舊）

六十年，在中國人的紀年方式叫做「一甲子」，即是以十天干、十二地支按次序排列以記述年份的方法，六十年剛好完成一個圈。對於新一代來說，六十年已經是遙遠的過去；但在中國老百姓的集體記憶中，六十年前中國發生了史無前例的、不可思議的「大革命」；在母校校友的集體記憶中，那場「大革命」期間，有幾老教師自殺，其中一位是當過我們高一甲班班主任的鄧老師。

一九六四年秋，我同一群原校初中畢業的同學考上高中，那時高一級才兩個班，鄧老師擔任我們甲班班主任，兼教語文課。鄧老師高佻的個子，纖瘦的身軀、白晢的皮膚、清癯的臉孔，稜角分明的前額，一派溫文儒雅的知識分子風度；深邃的眼睛放射出睿智的光芒，平穩的語調散發出融化隔閡的暖流。年輕時當過報紙編輯的鄧老師十分重視班裏的壁報，開學第一天就找了幾個同學商量搞壁報的事。他說﹕「壁報刊登同學的學習心得和好人好事，對形成班集體和鼓勵同學上進很有作用；同學投稿可以練筆；搞壁報可以練習編輯、讓能寫能畫的同學發揮才華。如果每週一期、一學期出二十期，那麼到高三，就可以是『百期大刊』了。」當時我們對課文學過的高爾基散文詩「海燕」十分推崇，就把壁報定名為「海燕」。可惜，「海燕」「飛」了不到兩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全國爆發「史無前例」的一場革命，我們這一屆的高中生活就永遠定格在高二那一個時刻。

高一上學期第一次大作文是寫國慶節活動的記敘文。我的作業開頭簡潔、直入主題，接連用了幾組排比句，描寫國慶遊行隊伍的歡快、熱烈、多采，鄧老師打了八十六分，並在教室「貼堂」。雖然我一向喜歡語文科，但對作文則有點怕，覺得很難寫好，通常頂多是七十八分左右。經過鄧老師這麼一鼓勵，我像打了一支強心針。這不僅體現了鄧老師深諳「重在鼓勵」、「啟發主觀能動性」的教育原則，影響所及，更成了我在十三年後，參加文革結束後第一次的「七七級」高考，並選讀師範學院中文系的遠因。

那時中學生有很多課外活動，例如校內的各種興趣小組，以及校外的航海俱樂部活動、青少年業餘體校的訓練等。我與同屆幾個同學，由小學五年級起就參加青少年業餘體校的訓練。有一天，鄧老師對我說﹕「高中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準備考大學，大學就要選科。你興趣廣泛，但不能『周身刀無把利』，應當集中精力應付功課，課餘活動要有所取捨；也不要因為社會工作和其他事情影響學業。」鄧老師平靜溫和的語氣、殷切期待的眼神，令我滿臉灼熱，我明白了他的苦心，心悅誠服地由體校退學，集中精力應付學業。

我們母校大操場本來有一棵高大挺拔的木棉樹，這是母校的標記，也是師生們的精神支柱。高一下學期一開學，春風撲面，紅棉盛放，藍天麗日之下更顯得意氣昂揚。鄧老師也許從當時全國風行的歌劇「江姐」主題曲「紅梅讚」中得到靈感，給了我們一個作文題，內容是寫一首歌詞，主題是歌頌校園的木棉樹。當時學校正籌備文藝會演，我們班準備創作一首大合唱歌曲，競逐文藝會演的「創作獎」。鄧老師選了洪同學的習作作為歌詞，另外幾個同學合作寫曲。但初中學過的一點樂理，如何能應付作曲？幸好，剛從省級歌舞團轉職來我校當音樂教師的羅老師出手相救，協助我們修改曲譜、改進旋律，很快，全班唱響了「艷陽下，紅棉開，無限風光倍增彩，此際東風正浩蕩，豪情壯志滿心懷」，這一曲「紅棉讚」終於奪得學校文藝會演的創作獎。

鄧老師上語文課時語調平和，但同學們都很認真、很留心，因為鄧老師備課時加入了許多課外知識和歷史故事，講解課文的重點難點以及課文背景資料時，旁徵博引、談笑風生，上語文課是很愉快的事。例如有一次談到中文字結構妙趣之處時，引述一個故事︰甲到乙家造訪，婢女奉茶後，向主人投訴甲接茶杯時觸摸她的手，乙聽後對甲說︰「奴手為拏，勸君莫拏奴手」。乙明白了是婢女「告狀」，微笑回應道︰「人言為信，請君莫信人言」。有一次談到古詩對偶句時，引用了幾副名聯，其中有上世紀二十年代革命志士寫的「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斧頭劈開新世界，鐮刀割斷舊乾坤」；「是七尺男兒生能捨己，作千秋雄鬼死不還家」。還有一副是太平天國革命時，以理髮店為聯絡點的門聯，內容是︰「磨礪以須，問天下頭顱幾許；及鋒而試，看老夫手段如何」，既切合理髮店業務，又隱含武力革命之意。這些課外知識，同學們至今仍記得。

高中第二學年換了語文老師，也換了班主任，我們跟鄧老師的聯絡少了，但仍然記住他的教誨。一九六六年六月，全國「停課鬧革命」，整個社會和學校都亂哄哄，甚少見到鄧老師出現在校園。一九六八年九月「復課鬧革命」，同學們聽說鄧老師自殺了，甚為驚訝。據說，鄧老師在民國時期當過報紙編輯，在「學習班」被「根正苗紅」的「革命派」年輕教師指責有「歷史問題」，無休止的批鬥、檢查、人格侮辱，迫使鄧老師逃出「學習班」，最後投下白雲山下的水庫「麓湖」自殺，以自己的一死向荒謬的時代作出最後的控訴。

鄧老師雖然只教過我們一個學年，離開我們也已近六十年，但他的音容笑貌永遠留在我們心中。不管那些「革命派」如何貶抑，鄧老師在我心目中永遠是忠誠教育事業、教會我們做人做事、品行端正的好老師。幾十年來，我們這一屆同學不論職位高低，不論官至副部級、正廳級、處級、科級，或者只是普通機修工人、汽車司機、小商販、小職員，都潔身自愛、謹言慎行、不貪不腐、不昧良心，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勤懇踏實地為社會、為國家作出了自己的貢獻。鄧老師如果泉下有知，應該會感到寬慰的。（二零二六年五月一日）

戰雲密布

戰雲密布（時評）

老美與瘋狂走狗以色列自二月二十八日突襲伊朗、「精準斬首」擊殺四十名伊朗高層引發的衝突，戰火延燒至今差不多兩個月，已經影響到全世界每一個人。因為戰事延宕、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引至油價飛升，不但物價上升，飛機票要增加燃油附加費，甚至一些航空公司要取消航班。在香港，政府為應對油價上升影響民生，決定向商用車給予補貼。但是，全世界沒有人知道伊朗戰事何時結束，沒有人知道油價何時回到正常水平，甚至連挑起戰事的老美總統老普近日也稱「沒有時間表」，老百姓只能日日留意新聞，默默祈禱「世界和平」。

祈禱歸祈禱，事實是老普自己都無法掌控節奏，自己也如騎在虎背，找不到下台的方法。本來，早前老普自說自話，稱與伊朗停火兩星期以準備進行第二輪談判，期限到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本港時間上午八時屆滿；但伊朗認為老美提出的停火條件「要價太高」無法接受，遲遲不宣布派員參加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舉行的第二輪談判。老普在限期屆滿之前一個半小時，突然宣布「接受斡旋方巴基斯坦總統的建議」，延長停火期限兩日；隨後又改口，稱停火直至伊方提出完整方案並經磋商，才進入第二輪談判，即是沒有期限。

但是，在伊方看來，美方的「停火期限」只是拖延時間並為重啟武力作準備，伊方認為美方未能取得伊方的信任，已拒絕參加談判。伊朗方面宣稱已為長期作戰做好準備，伊朗媒體轉述最高領導人的聲明，稱「要讓侵略者再次嘗到慘敗」。伊朗原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在二月底的美以突襲中身亡，其後宗教領袖們選出哈梅內伊次子穆杰塔巴為新任最高領袖，但據稱他也在美伊突襲中受傷，至今未有露面、未有影像、未有聲音，只有由節目主持人、播音員讀出的聲明，外界無法知道這位「最高領袖」是否存在、身處何處。不過不要緊，只要伊朗人相信並聽從這位從未露面的領袖的指示，全國人民團結，就可以堅持抗爭下去。

由於伊朗認為美方違背停火協議、未能制止以色列持續攻擊黎巴嫩，伊朗在宣布「霍爾木茲海峽自由通行」不足二十四小時，就重新控制海峽，聲稱只是不准敵國包括美國和以色列的船隻通行；各國船隻向伊朗申請獲准並繳付通行費即可安全通過。伊方宣稱有外國船隻企圖擅闖海峽被伊方炮擊阻攔。美方則在阿曼灣部署軍艦，封鎖伊朗港口，扣查可疑船隻，並稱在一艘貨船上搜到中國向伊朗提供的對美國來說「不友善」的物品；老普還說，已經去信中國領導人，獲對方承諾不向伊朗提供武器，但這次搜到的物品「令人失望」云云。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說，被美國扣查的是一艘外國貨船，曾經停靠多個港口裝卸貨物，中方反對「惡意關聯和炒作」，並無承認向伊方提供武器、原料或部件。

美以突襲伊朗之後，老普曾宣稱已經摧毀伊朗的空軍、海軍和導彈發射系統，伊朗已經奄奄一息，沒有還手之力。但事實上，伊朗仍有能力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仍有能力威脅中東地區的美軍基地和美國相關設施，證明老普的說法是誇大其詞，或者是被軍方誤導。有美方情報人員指出，美以精準斬首行動擊殺大批伊朗高官之後，伊朗整體仍運作正常，並未如美國所指被「摧毀」；而伊朗的海軍、導彈在美軍打擊之後仍有實力還擊，證明軍事力量和武器庫存仍豐厚。當然，中方反對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一再呼籲國際社會應該保障國際水道的暢通和安全。但伊朗被世界第一軍事強國攻擊，只能以控制海峽作為保護自己的手段，我們也會理解。正如伊朗外長說，美軍攻擊伊朗造成霍爾木茲海峽受阻、國際經濟受到影響，這個責任應該由侵略者來負；只要美國和以色列承諾不再攻擊伊朗、中東得到永久和平，霍爾木茲海峽就可以和平安全自由航行。

直到今日，老普在白宮宣布，一旦伊朗方面拒絕美國提出的條件、不肯簽署協議，就會以武力解決，美軍已經做好再次猛烈攻擊伊朗的準備。有記者問總統「會否使用核武」，老普說這是愚蠢的記者提出的愚蠢的問題，表示美國不會動用核武，只用常規武器就可以徹底摧毀伊朗的一切。老普說，美軍已經全面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並已指示美軍向在海峽部署水雷的船隻開火擊沉。正如西方媒體所說，如今的伊朗戰事實情是︰美國不想打，伊朗不想談，海峽沒有開，和平沒有來。看來，整個中東戰雲密布，美方想不到伊朗竟然如此強硬而且不怕死，老普如今找不到下台階，只有再大打一次，才可挽回面子。（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憶錦華

憶錦華（憶舊）

錦華是比我高一年級的學長。學生時代，他就很重視體育鍛煉，每天一早就回到學校，玩單槓、雙槓、爬桿、跳遠；然後到學校外面的馬路練習長跑，所以他身材健碩，體格良好。一九六八年下放到海南國營農場的時候，錦華原本與我同在一個分場不同生產隊，後來調到基建隊當炊事員。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四日凌晨，一場超強台風襲擊海南，摧毀了瓊海縣城，也摧毀了我們所在農場的場部中學、死了一名教師和十幾個學生。我和錦華同時被抽調到場部中學當教師。

由於學校的瓦房倒塌了，場部領導正聘請外包工趕建茅草房，拖延了一個多月，我和錦華十一月初才到中學報到，安排在球場邊的一列茅草房的同一個房間。那時我由生產隊帶到學校的，只有一個老工人送給我的小木箱，裝著衣物、書籍和日常用品。錦華有一個用優質木料造的大木箱，還有一個做工相當精細的櫃子。他見我的物品零亂不堪，書籍堆在床頭，便對我說︰「把你的書也放進我的櫃子吧。」頓時一股暖流湧上心頭，我覺得這位學長很像我的兄長。我們每天一同起床，傍晚一同到小溪洗澡，一同到飯堂買飯，無所不談，情同手足。

在生產隊的時候，錦華就已經以踏實肯幹、表現出色而多次被評為積極分子、先進標兵。一九六九年四月，海南農墾系統和湛江農墾系統改建為「生產建設兵團」，一個農場稱為「團」，農場生產隊稱為「連」，幾個農場組成一個「師」，由現役軍人領導。有一年，錦華被連隊和分場領導指定參加師部的「知青積極分子先進集體表彰大會」，和團部的積極分子和先進集體代表大會。但錦華對那些「榮譽」不感興趣，也不把連隊領導的話當作一回事。他說，自己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份內事，只是盡職盡責而已。他連團部的積極分子大會也沒有參加。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調到場部中學後，錦華教初二級數學、擔任乙班班主任。那年月班主任相當於「生產隊長」，場部中學名為「五七中學」顧名思義要按毛偉人的「五七指示」學工、學農，所以班主任不但要帶領學生種菜、澆水、施肥，還要上山砍柴、下河挑砂。他不但自己能幹，帶領學生也幹得出色。錦華不但中文、英文、數學、物理等科目都學得很好、基礎知識紮實，而且連天上星座的知識也很豐富，有時天晴的夜晚，他會打開那年代僅有的「知青地圖冊」，指著天穹上的繁星，給我講解星座、天象和地球構造。工餘時間他重溫英語，晚上批改完作業之後就打開收音機，收聲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用華語教的「英語九百句」。

一九七七年初，錦華和同在中學當教師的女朋友阿寶得到招工回城的機會，被安排在廣州市外貿系統轄下的不同公司。一九七七年十月，中央宣布恢復高校招生考試，正好阿寶的孩子出世，錦華忙於照料，錯過了那年十二月的文革後首次高校招生考試（史稱「七七級」）。幾個月後，「七八級」高考即將舉行，阿寶鼓勵錦華下決心試試。錦華是文革前夕的老高三，各科基礎都相當紮實，在農場時又當過幾年教師，所以對數學、物理都有信心；只是化學科要花點時間去溫習。那時阿寶在廣州郊區一所中學任教，便借了化學科復習材料給錦華。時間緊逼，不能各科都全面溫習，錦華只把化學科復習材料看了一遍。

「七八級」是全國統考，各省市考試時間、考卷內容都是統一的。錦華選定報考廣州師範學院。匆匆上陣應考，結果是︰化學科考了一百分滿分，英語科得到全學院考生最高分。師院化學系和英語系都爭著要人，最終化學系以「滿分」為由，戰勝了「最高分」的英語系，錄取了錦華。在師院化學系求學四年，錦華既要認真攻讀，還要照顧孩子、做家務，十分辛苦，但他每學年都是年級的第一名，尤其英文學得特別好，甚得老師和學校領導賞識。一九八二年夏季畢業後，這位典型「老三屆」精英便留在師院圖書館工作。

那年月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百廢待舉，錦華把全部精力投入圖書館的工作和研究，進行早期的圖書館管理科學的現代化、程序花、電腦化、數字化探索。由於化學系畢業的錦華英文甚好，在圖書館不斷翻譯最新的理科外國論文和科研成果資料；師院的理科教授都爭相與錦華合作，參考錦華在圖書館翻譯的外文資料，撰寫學術論文時引用錦華翻譯的外國文獻，文章發表時同時署錦華的名。

一九八九年、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三年，錦華在由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研究中心編輯出版的國內權威專業刊物「現代圖書情報技術」上，發表過三篇有份量、有影響力的論文︰「數據庫編碼方案」、「兩種文獻數據庫設計分析」及「機讀漢語主題詞表設計」方面的論文；在師院學報上也發表過關於「微機文獻檢索系統」的論文。其中一九九三年在國家級刊物發表的「主題詞表設計」論文，獲得一九九四年廣州市社科院論文三等獎。在國家級專業刊物上發表多篇論文，是對錦華的學術水平和研究能力的肯定，也是當年高等學校評定高級職稱的重要依據。他在師院工作十三年，被評為副研究員（相當於副教授）。

錦華的親妹妹在美國定居多年，經營一家小餐館，後來患病，請求錦華一家赴美定居、協助她做生意，於是為錦華一家辦理了赴美定居的手續。一九九五年，錦華和阿寶帶著已經上中學的兒子到美國定居。不久妹妹病重，臨終前特別囑託錦華︰要與妹夫一起經營好傾注了自己多年心血的小餐館。錦華含淚答應了。為了親情、為了這一句承諾，錦華放下身段、隨遇而安、不卑不亢、毫無怨言、全心全意、嘔心瀝血，以當年在農場和後來在大學的那種認真態度去做事，十八年來一絲不苟，事必躬親，起早摸黑。他不但是懂英語、能接待各方客人的侍應生，而且訂購、進貨、應付衛生部門檢查等對內對外事務都一手包辦。但是很可惜，每天長時間工作，熬壞了身體，錦華得了癌症。一個熱愛運動、生活有規律、做事認真、身板硬朗、知識廣博、待人以誠、樂於助人的「好好先生」就這樣倒下了，二零一三年在美國三藩市去世，享年六十六。（二零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拜祭戴翁

拜祭戴翁（隨感）

前天，約了幾個中學校友一起到屯門青松別苑，拜祭中學時期的戴老師。一眾校友是六十年代在廣州一間歷史悠久中學的不同年級的書法愛好者，戴老師是當時教寫毛筆字的老師。其實戴老師並不是職務上的「老師」，他只是教務處一名專責寫通告的職員；他也不像「老師」，衣著隨便，不修邊幅；他沒有一個整齊的住處，學校安排的六七平方米的宿舍只有一張木床、一張書桌和一隻衣箱，除了單人床的一半可以捲縮他矮小的身軀外，其他空間包括床的另一邊都堆滿了書籍和字帖。不過，當時資深教師都尊稱他為「戴翁」。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有點名氣的書法家，因為當時社會的政治因素，只在教務處當職員。

通常只有小學四五年級才安排寫毛筆字，但那時我們中學設有書法課，由戴老師講授。他由執筆十法講到各種書體源流，聲嘶力竭，課堂卻總是亂哄哄的，沒有多少個同學聽得進，更不用說是練字了。喜歡書法的同學通常在下午自修課之後，到戴翁辦公的教務處門前，或者到他的蝸居門外，討論書法。上至鍾衛二王、張遷禮器，下至當代名家，戴老師都會評點，有時也談及參加比賽、展覽和與日本文化交流的事宜。有一次，戴老師對我說︰「你手指長，執撥鐙法可以自如；你悟性高，很有天份。」我聞此言深受鼓舞，此後無論上學放學我都一邊走一邊用左手豎直右掌，練習執筆姿勢；晚上做完功課也堅持臨池半小時。

六十年代初正是中國內地「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物質奇缺，不但糧食、副食品不足、只能限量供應；連學生課本都是用黑糊糊的「再造紙」印製，學書法用的宣紙更沒有出售，我們只能買到玉扣紙、毛邊紙、竹簾紙甚至過濾紙來練寫字。他從別的同學口中得知我的父親在香港，很難為情地對我說︰「據朋友說，香港有一家專賣文房四寶的店子，叫集大莊，出售日本出產的臨泉筆和月宮殿畫紙；如果可能的話，麻煩你父親替我買兩枝臨泉筆和一卷月宮殿畫紙寄回來，可以嗎？」我一時不知所措，也不知能否辦得到，但還是點頭答應了。不久，父親按我的要求，寄了四枝臨泉筆和兩卷月宮殿畫紙給我。當我把兩枝毛筆和一卷紙帶回學校交給戴老師時，他非常高興，當即還給我人民幣並連聽道謝。

後來，戴老師送了一本經他親手加工裝釘的漢隸「西狹頌」給我，囑我好好臨寫、練好這款隸書，再旁及其他。父親寄回來的臨泉筆我留下兩枝，還有一卷月宮殿畫紙自己用。一卷月宮殿畫紙很快用完了，兩支臨泉筆陪着我離開廣州下鄉十年，又陪我回城上大學，筆毛早秃了，筆桿留作紀念，因為用這兩支筆寫的作品曾經入選省書法展、參加書法比賽也曾得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我從海南島回城探親，到母校去看望還健在的老師，但老師們告訴我，戴老師已經離開人世了。只是我遠在天涯海角當我的「知青」，對戴老師的晚年境況毫不知情。

一九八六年，廣州有關部門在報章刊出通告，通知市民認領在文革中被查抄的書籍文物。我去看過，本來是期望尋回康有為寫給外祖父的中堂和高劍父、錢二南的墨跡，一無所獲，卻意外看到幾本鈐著戴老師印鑑的字帖等待認領。我寫了一封信給「廣州市清退查抄文物圖書辦公室」，說明我是戴老師的學生，如果沒有戴的親人、學生認領，我則以學生身份領回這些字帖留作紀念。一九八七年二月，這九本經過戴老師親手加工裝釘過的字帖，終於離開了由文革之初戴翁被抄之時算起整整二十年的「禁閉營」，重見天日。

二零零三年校慶日，我由香港返廣州見見同學和老師。當年的「書友」景同找到我，略述了戴老師去世後的情形。原來，景同校友一九六八年秋下鄉，兩年後來到香港謀生，他得知戴老師在那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中失去工作、沒有收入，景同每月寄五十元港幣給戴老師作生活費。一九七三年戴老師去世，戴老師沒有家室、沒有親人，由一位在廣州的學生處理後事，當時在港的校友都不敢回廣州協助。直到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之後大環境大為改善，景同與另外幾位校友瑞麟、雅麗和蘇文一起，將戴老師的骨友移至香港屯門青松別苑安放。

我得知戴老師去世後幾十年、以及景同校友侍奉戴老師至孝、視戴老師為親人的故事，感慨萬千。從二零零四年起，在港校友每年清明都約定，到屯門青松別苑拜祭戴老師。後來，我把一九八七年二月從「廣州市清退查抄圖書文物辦公室」領回的九本蓋有戴老師印章的字帖，交給景同校友保管。學生時代戴老師送給我的、經過戴老師親手加工裝釘的字帖「西狹頌」，是唯一的紀念品，我一直保存。戴老師沒有給我留下墨跡，只給我留下人生哲理，給我指了一條永無止境的路。每當我翻看戴老師送給我的字帖，就覺得戴老師在我耳邊提醒我，繼續努力追尋更高的藝術境界。（二零二六年四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