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漫畫

周刊漫畫（憶舊）

老牛由一九九零年十一月起，接手由恩師洪流先生一直經營的時事漫畫專欄，為某百年大報畫時事漫畫。該大報由一九九三年起，出版一本小型週刊，星期六隨報免費附送。這本免費周刊主要是軟性內容，包括美化家居、流行歌曲、明星行蹤、歷史掌故、名人專訪、風水學說、星座運程、家務貼士、微型小說、電影簡介、一周電視節目等等。主編者特意留了一個版面，約我畫一個整版的彩色漫畫。編者打電話給我，要求根據每星期的社會動態和熱門話題作主題，完全有創作自由，不必顧及該大報的立場。我老牛明白漫畫的社會功能，當然不會為歪風邪氣張目，也不會為反社會思潮唱頌歌。

由於這本隨星期六報紙免費派送的小雜誌是周刊，也有一定時效性，我在構思時會留意最新新聞和社會思潮、熱門話題，或者重要題材來做當期漫畫的主題。勞工話題、環保話題、反毒品、反吸煙、反酗酒、反賭博、反家暴、反校園欺凌等都是我常用的主題。當然也有許多是「應時」、「應節」的，例如聖誕節、春節、元宵節、中秋節、重陽節等等。漫畫本身要有變形、誇張的手法，也要有輕鬆幽默、搞笑、笨拙等因素，讓讀者在笑中得到啟發和教益。

九十年代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代，不但是因為香港已鐵定「九七回歸」，對九七過渡期不同背景人士有不同的看法，因而民心浮動；而且各個階層對未來的期望都有不同想法，社會上有許多各種各樣的思潮。這個社會和民心的大變化，造成許多值得表達的漫畫題材。所以那幾年的漫畫創作是很活躍和成熟。當時的許多社會事件，例如觀塘五間金鋪連環劫案、船民中心暴動、移民潮、學生明星夢、政客不務正業等等，都在每周一幅的生活幽默漫畫中有所展現。當然也有許多是鼓勵正向思維、多做運動、熱心助人、多讀好書等主題

可惜該報的積極構思和振興努力，敵不過市場萎縮的衝擊和該報自己經濟困難的壓力。報業經營困難與社會變化、電子媒體發達、市民口味改變都有關、原本有幾個報紙同時有「晚報」，例如明報有晚報，大公報也有「新晚報」，都先後結束；較少市民留意的「香港時報」也停辦了。在這樣的大潮之下，這本每周末隨報付送的小周刊維持了不夠三年就停辦了。當時每星期交稿時，我都會在畫紙背後註明「用後請退回原稿」，主編者也很認真執行。小雜誌停辦後，主編者將原稿退還給我，真是十分感謝編輯的用心和盡責。直到今天，這一堆大尺寸彩色漫畫仍然放在家中的膠箱，留住一段回憶。（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時代終結

時代終結（憶舊）

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十年的二十幾年間，我老牛不但為某百年大報經營時事漫畫專欄，也為幾家出版社畫插圖、為財經雜誌和政論雜誌畫插畫。二零零四年為一本只出版了兩期的期刊畫時事漫畫，是很特別的經歷。這個期刊的主辦者是曾經在中共駐港最高機構任職的香港人何老先生。

何先生前半生經歷甚有傳奇色彩。他在香港出生成長，少年時代家貧輟學流落街頭，輾轉赴內地，追隨中共游擊隊參加抗日戰爭，從事演劇等文藝宣傳活動；四十年代末，曾在中共在港設立的「達德學院」求學。中共建政初期在內地當幹部，五十年代中期重返香港，八十年代官至中共駐港機構某部副部長。但「八九風波」形勢急變，何老先生不認同北京的處理方式，宣布脫離中共。晚年全心全力協助摯友、知名富商霍老先生投資開發南沙，成績斐然。

何先生這些背景資料只是閱報所得，其實我老牛並不認識何先生其人。二零零三年十月，何先生透過朋友聯絡我，稱要商量一些事。我如約到銅鑼灣香港遊樂會網球場休息室拜會何先生，這是第一次見面。何先生說，自己手頭上有一些珍貴的歷史資料，和一些著名作者的甚好的文章，不要浪費了，要設法讓世人看得到，所以決心以晚年的餘力，自資辦一本月刊。何老先生從未涉足文化出版，他的出版理念只能交給他認為靠得住的執行編輯去實施。何先生從他交託的執行編輯口中，得知我老牛十幾年來一直為某百年大報畫時事漫畫，於是約我見面，囑我為他辦的期刊畫一個整版的彩色時事漫畫。

何老先生與我在遊樂會餐廳吃午飯，邊吃邊談。他特別強調，作者完全有創作自由，看到近期有什麼重大事件、最熱話題就畫，不必有顧慮。他說︰「報章雜誌的時事漫畫本來就應該是『無字的社論』、『圖像的短評』，在宣揚正義、討伐歪風中發揮『匕首』、『投槍』作用，所以本來就應該獨立存在、獨自成篇，而不應該視為文字的插圖或附屬品。」既然主辦者有如此廣闊胸襟、給予完全的創作自由，老牛自然應允為他供稿。一個星期之後，我把第一幅大約A3尺寸的彩色時事漫畫交到何老先生委託的執行編輯手上。

二零零四年一月，月刊創刊號面世。何先生再約我到香港遊樂會見面，在會所餐廳一邊吃午飯一邊談約稿事宜。這次何老先生談了許多對特區政府施政的看法，也說了許多自己年事已高、力不從心、自找苦吃一類的話。我考慮到月刊的特性，要盡量追貼時事，就不宜太早畫，一邊觀察社會動態一邊構思，到截稿前三天才動筆。交了第二幅畫稿後，一個月不見新一期雜誌面市，不知何故。未有收到何先生任何訊息，於是決定在下一個月的預計截稿期前，再交一幅。我想︰如果事情的發展真的如上次何先生所說的「力不從心」，那麼，即使月刊還堅持出版，我也等用了已經交的畫稿再作打算，不必急於創作新畫。我便一直留意市面書報攤，是否看得到新的一期雜誌。

再等了兩個月，終於在報攤看到第二期月刊擺上貨架。我急忙買一本翻看，發現後來交的兩幅漫畫同時刊出，最後一頁還有一版「編後語」，告訴讀者「這是第二期，也是最後一期」，向「關心」這本月刊的讀者交代「停辦的原因」。內容與上次約我吃午飯時談的相同，大意是回歸七年特區政府的一些做法與「安定繁榮」目標背道而馳︰一些媒體長年唱衰中國，好的不講，專找不足之處「天天講時時講」；扼殺某些行業，大批青年走進失業行列；政府投資失誤，浪費公帑，似乎是要將香港的家底「分光、用光、賠光」；「高薪酬、高福利、高成本，用人亂、政策亂、意見亂」等等許多個人意見。

這篇「編後語」特別提到，自己的一些觀點寫成文章投給報章，少數報章會刊用，但通常是被多數報章投入廢紙籮，或者改動觀點，或者放在不顯眼位置、作特別處理，自己感到十分無奈，這才激發自資創辦雜誌的打算。但是「創刊號已經搞得筋疲力竭」，自感「歲月不饒人」；強調「絕對不是被人封嘴」，完全是因為「自己心有餘力不足」，停辦雜誌是無可奈何的事。看來，屬於何先生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老牛有幸因為畫時事漫畫而與何先生結緣，有幸親耳聆聽何先生的心聲，也算是人生一段很好的回憶。（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三起三落

三起三落（憶舊）

我自小喜歡畫畫，喜歡臨摹小人書上的馬超、黃忠、呂布、趙雲，也喜歡閱讀中國老一輩漫畫家的作品。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固然愛不釋手，平日閱報最喜歡華君武、方成、苗地、丁聰、畢克官、繆印堂、王復羊等人的幽默漫畫和插圖。這些漫畫是本來意義的漫畫，即有幽默、諷刺、搞笑意味，以誇張、變形手法繪製的單幅或多格作品，並非日本流行的連環圖故事。一九八六年秋來港定居後，發現香港報章多有漫畫版，申明「園地公開，歡迎投稿」，這便是香港這個「自由世界」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創作自由的體現。我由一九八八年四月起，畫幽默漫畫投稿報章獲得採用。一九八九年秋季獲恩師洪流先生舉薦、香港藝術中心邀請，參加「笑論人間．香港專欄漫畫展」，一九九零年起為某百年大報經營時事漫畫專欄，也不定期為不同報章、雜誌畫時事漫畫，以及專題漫畫專欄，也為幾個出版社畫插圖。

老牛為某百年大報畫時事漫畫專欄凡二十二年，期間經歷「三起三落」。一九九零年初，在該大報一直經營時事漫畫專欄的恩師、漫畫家洪流先生移居北美，推薦我接手他的漫畫專欄。其實之前因為該報社長約我試畫國際時事和本港時事漫畫供該報選用，該報編輯對我的作品風格和取向已有所了解，於是由一九九零年十一月起，正式接手經營每星期刊出六幅的時事漫畫專欄，到二零零零年整整十年。其後主責編輯告知將要改版，二零零一年一月漫畫專欄停了。這是第一次起落。二零零二年，該報創刊一百周年之際，我曾撰文憶述該報老社長楊先生約我創作時事漫畫的往事，此文其後收入該報百周年紀念叢書。

二零零二年底至零三年初，中國內地突然出現「非典」（香港稱為「沙士」），繼而傳到香港，造成香港幾百人死亡，社會恐慌、百業蕭條，這場瘟疫肆虐半年又突然無聲無息消失。二零零三年「七一」回歸紀念日，五十萬人上街遊行，發洩對政府不滿。也許這場遊行示威讓上頭主管宣傳的領導人有所醒悟，明白九七年「七一」的「平穩過渡」不等於天下太平，宣傳工作不能放鬆，於是該報又約我繼續畫時事漫畫。二零零四年六月重啟沒有專欄名稱的專欄，每星期刊六日，持續了六年，其間經歷了技術的提升，以往一直是每日交畫作原稿到報社，由二零零八年七月起，改為以電子版、通過電子郵件交稿，每日畫作掃描製成電子版，用電郵傳到報社，漫畫原稿就留在自己手上。到二零一零年八月，編輯告知改版，九月用完最後幾幅就結束。這是第二次起落。

二零一一年底，該報一位編輯打電話給我，約我由二零一二年一月起供稿，並改為彩色，每星期一至五刊出。我欣然接受任務，每日以電郵交稿。但閱報時發現，一個星期採用我的畫作只有兩三幅，其他日子是另一位作者的作品。這顯然與約稿時的說法不同，我感到不受尊重，二零一二年三月某日交稿時，在電郵附一封信，大意是︰我老牛創作漫畫多年，思路枯竭、靈感耗盡，決定不再交稿，請編輯見諒，另請高明。這封信驚動了評論部主任，該主任立即回電郵，稱他自己是讀老牛的漫畫長大的，請老牛繼續供稿支持該報；至於編輯處理稿件的問題，報社內部會適當處理。我感其誠，同意繼續供稿。

但編輯卻要求我每日的畫作要配合評論版的「頭條」。我甚氣憤，即回覆道︰「這個配合評論的要求，比會考生猜題還要難十倍。我認為重要的社會事件、熱門話題，立即構思動筆創作，但怎知道貴報明日刊出的評論版會否以此作頭條？本來報章漫畫是『無字的社論』、『無聲的吶喊』，是『匕首投槍』式的獨立存在，不應將時事漫畫視作評論的插圖或者附屬品。」我答應繼續供稿，至於如何處置則是報社的決定，我老牛不過問。當時牛太正病重，她知道我與這位新編輯鬧得不愉快，勸我說︰「你是退休人士、將屆長者之齡，要有『總有一天要退下來』的思想準備；人家編輯有人家的想法，他不用你的作品就算，不必動氣。」我很感激牛太的勸慰，一直堅持做好自己本份。這年十月中旬牛太去世、十一月上旬處埋後事，我強忍悲痛一直堅持創作、交稿。到聖誕節前，接到責任編輯的賀年卡，卡中附言告知︰二零一三年元旦起改版，漫畫專欄撤銷。於是老牛的專欄漫畫生涯到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落幕。二十二年間曾經「三起三落」，也算是對社會和人生有所交代吧。（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九日）

劫後餘生

劫後餘生（憶舊）

母親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是「新時代女性」，在接受新式教育、思想開明的外祖父鼓勵下，母親在省城讀完小學、初中，考入市立師範學校，畢業後再讀大學教育系，決心當教師獨立自主、自食其力，不走那個年代許多女孩「早早嫁人、做住家娘」的舊路。人民中國成立後，母親一直當教師，六十年代升為主任，主持職工技術學校的行政工作。一九六六年發生「史無前例」的「革命」，一九六八年，母親下放到「五七幹校」從事體力勞動。

所謂「五七幹校」，源於毛澤東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批閱「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當時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林彪的批示，即所謂「五七指示」，當中提到各行業都要「學工、學農、學軍」。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關於黑龍江一個『五七幹校』為幹部革命化提供新經驗」的報道，轉達了毛澤東關於「幹部下放勞動」的最新指示，於是全國興起辦「五七幹校」。這些所謂「五七幹校」其實是安置機關幹部和教師的勞動改造農場。一九六八年十月底，母親跟隨機關幹部，步行到從化縣山區由「戰備工廠」改建的「上羅沙幹校」。母親在晚年自撰的回憶錄中，記述了在幹校勞動時，昏倒在田野、差點失救的舊事。

這所幹校所在地從化縣上羅沙是丘陵地，「地無三尺平，出門就爬坡」。幹校學員參照軍隊編制分為班、排、連，日常生活主要是在農田裏勞動和政治學習。那年頭機關已癱瘓，所有幹部都要去「五七幹校」勞動。但「文革」時期興起以「血統論」為理論基礎的思潮，講求「家庭成分」，即「背景」，家庭屬於工人、農民、革命軍人、革命幹部、革命烈士，即所謂「紅五類」的就成為「紅人」，被安排當「班長」、「排長」；這些文革「紅人」不論本來是何職級，突然變得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對不是「紅五類」的同事頤指氣使、飛揚拔扈。母親的家庭出身是小資產階級，當然是被「紅五類」欺負的一群。

當時母親已到退休年齡，而且患血管硬化、高血壓，但勞動強度和工作量與青年健康人沒有分別。一天，排長分派母親到很遠的田地去整地、鋤土，母親體力不支，暈倒在田頭，昏迷了多久自己也不知道。入黑時分，原機關工會幹部李大姐收工經過，看見田邊有一堆黑糊糊的東西，覺得奇怪，本來已經走過去了，還是忍不住回過來，俯身下去再細看，赫然發現是一個人倒在田地裏。她扶起一看，認得是我母親「高老師」，摸一摸，還有體溫和呼吸，於是連搖帶喊，叫醒這位「高老師」，扶著母親慢慢走回到工廠的衛生室。

但衛生室裡面沒有人也沒有藥，於是再扶母親走到半山腰的宿舍。當時幹校「宿舍」沒有床，人人都「打地鋪」，就是在地面上鋪一層乾稻草，然後在稻草上鋪草蓆，這就叫做「打地鋪」。李大姐把母親放在地鋪上躺下，給母親塗藥油，然後去找班長「老鷹」，告知「老鷹」高老師今天下午在田地裏暈倒不省人事的情況，請求班長體恤這個老年病人，適當安排較輕的工作。班長「老鷹」冷冷地說﹕「那就叫她明天不用下田，在家燒水給全班洗澡。」

燒水絕對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特別是在山區的「幹校」，特別是對於母親這個曾經昏倒在地、渾身無力的病人來說，更是重活。那年冬天特別冷，病中的母親要從半山腰的宿舍到山下溪澗取水，挑到半山；搬來石頭砌好爐灶，架起大鐵鍋，還要跑遍山頭去撿枯樹枝作柴火，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母親在回憶錄中說︰「幸好自小在農村生活，一向勞動慣了，這樣的工作難不倒我。學員們在寒冬中辛苦一天回來，有點熱水舒舒服服洗個澡，也算是有點貢獻了。」

一九六九年一月，母親隨其他學員從原本的從化山區「上羅沙幹校」遷回廣州市近郊珠江邊的「沙貝幹校」。母親因為曾經在田地昏倒過，在沙貝幹校不用拿鋤頭下田，只負責養雞。一九七一年初，北京傳來毛澤東「最新指示」，稱對「老弱病殘者」應給予照顧，一九七一年三月，母親作為受「照顧」的「老弱病殘者」，離開沙貝幹校，安排到輕工局轄下的糖果廠包裝車間勞動。在工廠，體力勞動之餘也協助車間搞點文宣工作。工人對這位有病的「高老師」很客氣。比起在幹校下田勞動，能夠返回城市、回家住，已經是很好的了。

我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下放到海南島國營農場，兩年半之後的一九七一年五月，第一次回城探親。得知母親被安排在市內的糖果廠，我便到糖果廠包裝車間來看望母親（用現代的說法是「探班」），與包裝車間工人們攀談、參觀車間設施、與母親一起勞動，休息時就幫母親搞車間的壁報欄，中午在飯堂吃飯。我能畫能寫，態度友善，工作效率高，完成的壁報有大字標題也有精美插圖，美觀吸引，深得工人好評。一九七一年十月，母親在糖果廠辦理退休。

中午吃飯的時候，母親對我說︰「幸好當初李大姐把我扶起，沒有在田地裏失救而死，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整整三年在幹校和在工廠的體力勞動，既是折磨，也是鍛煉，我的身體狀況反而好了。上天給了我繼續生存下去的機會，讓我可以看著在文革中變得不可一世的人，如何難以面對自己的失態和歷史的嘲弄、如何無地自容；讓我有機會看到自愛自重、自強不息的兒孫成長，我一定會頑強生活，一定可以笑到最後，笑到最好。」（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二日修訂）

留住記憶

留住記憶（隨感）

許多年前，有出版社出版「老城市系列」，述說幾個省會城市的前世今生，吸引各個不同年齡段的讀者去探究歷史；也有出版社出版「老照片」系列，分專題刊出許多一百年前的珍貴圖片，讓今天的人們從照片的圖像中認識那個遠去的時代，實在是功德無量。八九十年前，照相還只能在照相館（影樓），照相機是高級玩意，普通人玩不起。如今人人用手機拍照「打卡」，無法想像祖母輩年代要拍一張照片有多麼隆重。九十年代初，我曾經買過「老城市系列」中的「老廣州」，以及「老照片系列」中的「羊城憶舊」給母親細讀，勾起母親許多童年回憶。我母親自己也非常重視保存照片，她認為每一張照片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背後都有一段故事，都為我們留住那一段往事的記憶。

我母親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在省城讀師範學校，立志當教師自立自強，師範畢業後邊當教師邊用晚上時間再讀廣東國民大學教育系。可惜剛讀完大學、通過了畢業論文、拍了畢業照，侵華日軍就炸到廣州，母親不得不帶着現金、衣物和心愛的照片，跟隨家人「走難」回到家鄉躲避。母親戴四方帽拍的大學畢業照，是她珍藏的老照片之一。照片正面用墨水筆寫着「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五日」。幾日之後，侵華日軍的飛機就炸到廣州城。這張照片經歷戰亂、逃難、四處奔走、顛沛流離，幾十年動盪不安，仍能保存到今天，真是難得。

家中最古老的一張照片，是大約上世紀二十年代，外祖父的六兄出洋多年回鄉娶妻時，在照相館擺姿勢拍的「標準照」。雖然照片已經發黃、顏色漸褪，但仍可看到六伯公年輕時的英姿︰筆挺的西服、粗大的手放在桌子的禮帽上、寬大的方形臉上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六伯公文化水平不高，因為家鄉窮困而不得不簽一紙合約「賣豬仔」到北美，憑着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勤勞儉樸的本色，在異國他鄉熬出頭，妻兒最後都定居美國，兒孫們都有一番成就。這張發黃的舊照片便是當年一代華僑背井離鄉艱辛經歷的歷史見證。

母親在日軍侵佔廣州時逃離廣州，輾轉到了粵北，與父親在有敵機在上空盤旋的山區茅草屋「結國難婚」。第一個孩子在逃難途中夭折，第二個孩子一九四三年一月出生。孩子幾個月大挺得起腰時，剛好有攝影師帶着工具來到曲江偏僻的窮山區為百姓拍照，母親便抱着孩子，與祖母和父親在木屋的白牆前拍了一張「全家福」。這個手抱的孩子就是我的姐姐，今年八十一了。她經歷了日軍侵華的逃難歲月，見證了人民共和國成立，也經歷了經濟困難、物質奇缺的日子，今天也學會用手機通話，真是目睹幾十年的翻天覆地變化。

有一張小小的生活照，內容是一群小學生在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前。這張大約攝於一九四八年的照片，是母親當小學教師時，帶學生郊遊的記錄。照片中的七十二烈士墓正是原本的樣子。六十年代末，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墓頂的自由神像被掃除了，墓碑也砸碎了。七十年代末，「十年浩劫」結束，社會回復理性，才重建了墓碑。但後世的人們已經不知道這個埋葬着當年為反清而犧牲的七十二烈士的陵墓的本來面貌和歷史意義，只依稀從課本中得知黃花崗起義的概要。孫中山親題的「浩氣長存」大牌坊，成了遊人「打卡」的景點，卻沒有人去探究背後的血與火的革命故事。

家中保存着一張外祖父與眾兄長及家族第二代的合照。那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約請攝影師在廣州一個庭院中合照。前排坐者是外祖父與眾兄長。他家本有七兄弟，外祖父是老么，排行第七，最年長的夭折，存活六個，所以他有五個兄長。外祖父在省城「省立工業學堂」讀書，畢業之後回鄉任教師，後來受鄉賢聘用，在省城保險公司做事。二伯、四伯、五伯在鄉間守住田產，三伯和六伯年輕時「賣豬仔」到美國，一直在美國謀生，若干年後回鄉娶妻生子，又再返美。後排是這個家族的第二代，那年代重男輕女，所以參加合照的只是男丁，女兒都不在場。合照之後，原本在鄉間的兄長仍舊回鄉，在美國謀生三伯和六伯以及他們的兒子重返美國，之後再也沒有機會聚在一起了。

一九六四年七月，在美國的表舅嫁女，特意匯款回國，讓外祖父與在國內的親人吃一頓好的，當作是「請」我們家「飲」他家的喜宴。那天外婆弄好滿桌飯菜，約請堂舅和表舅來一起吃飯慶賀。堂舅借了一部相機帶來，給我們留住這一刻的記錄。照片中的環境是外祖父家的客廳，狹窄的小空間一張圓桌圍坐着一家老少；牆上如傳統家庭那樣掛着擠滿相片的鏡框。本來牆上掛着幾幅名家字畫，拍不到了，進入鏡頭的只有康有為寫給外祖父的中堂，內容是康有為自撰七絕「庭蔭南柯方夢覺，几攤大藏讀楞伽，吾生自有安心法，所遇皆欣即是家」。幼時每次到外祖父家，他都教我讀這首詩並給我講解，這首詩在我不識字的年紀已經會背下來，但還是看不懂。相片中只看得到康有為的落款和蓋印。這件文物在文革中已失去，只在舊照片中留下痕跡。（二零二四年十月五日）

功勳相機

功勳相機（憶舊）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多名廣州知青來到海南中部的母瑞山農場，分配在合山隊，很快便投入艱辛而繁重的體力勞動。不過，「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猶」，年輕人仍然有用不完的精力，工餘時間總想找點活動。看到從未見過的深山密林、青山綠水、白雲藍天、朝陽晚霞、層層梯田，總有一點「指點江山」的衝動，很想把眼前看到的景色拍下照片，然後寄回家去給家人看看，讓家人放心。大江看透了大伙的心思，悄悄對好友和尚說︰「臨離家前，我偷了父親的相機，如今帶來了，正好派上用場。」

這是一部德國蔡司一二零相機，風琴摺疊式單鏡頭，可以拍六厘米乘六厘米的正方形，也可以把菲林盒的活門關上、拍成六厘米乘四厘米的長方形。那年頭相機可真是貴重物品、高級玩意，不但極少人擁有，許多人甚至見都沒見過，更不懂怎麼擺弄。大江是如今的相機主人，當然由他來操作。星期天休息，一大群知青便跟著大江鑽進橡膠園林段和防風林去，擺個「戰天鬥地」、「指點江山」的姿勢，或者擺個那時舞台上常見的「群像造型」，拍照留念。

一九六九年春，生產隊重新編班，一部分知青安排在農副班，多數知青安排在割膠班，開始學習割膠。一天上午九點多，割膠工人陸陸續續膠歸來，向著公路邊的膠水房方向集中。大江把相機掛在脖子上，站在公路邊的「合山大門」（寫著宣傳語句的柱子）旁，看到幾個女知青正挑著膠桶走向膠水房，便「抓拍」了走動著的「收膠歸來」；看到一大堆人正在膠水房下面的小溪（河溝）洗膠桶，叫了聲「趕快過來，拍個合照。」十幾個正在膠水房和小溪邊洗鋁桶的割膠工，以及在附近打石頭的農副班知青聽到叫聲，趕忙跑到「合山大門」前面，拍了個朝氣蓬勃的「小合照」。

那一年合山隊（六連）有基建任務，外包工在公路邊的稻田築起磚窯，在旁邊挖土打磚瓦，磚窯堆得像小山高。星期天休息日，一班知青走到磚窯去看熱鬧、爬到磚窯頂上去好奇的觀看。大江又拿起他的相機，拍下在磚窯頂「高高在上」的照片。流向膠水房的小溪，經過連隊瓦房外圍的一段，溪邊有幾棵四人合抱的百年大榕樹，巨大的枝椏和氣根組成的樹幹縱橫交錯，手腳靈活的年輕人喜歡爬到樹上去玩，大江又拍下了這「童心未泯」的鏡頭。

其他分場、連隊的同批知青，知道合山人有一部相機，都羨慕得垂涎三尺，老是想借大江的相機回去拍照留念。大江說︰「相機是貴重物品，不是人人都會用，萬一弄壞了就誰也拍不了，所以決不外借。借機不行，借人可以。意思就是，誰想拍照，我去跟他們拍。」於是，大江和幾個合山知青便在星期天，步行到寶峰分場，為寶峰幾個隊的知青拍下珍貴的鏡頭。正因為大江充當攝影師，所以許多合照相片都不見大江的身影和面容。

四十多年過去了，每一次知青聚會，每一次重溫老照片，負責整理圖片的沛強就說︰「幸虧大江有一部相機，我們才有機會留下這些珍貴的記錄，大江應記一功，大江的相機是功勳相機。」二零一六年，合山知青在從化聚會，沛強又對大江說了這番話，大江才道出這部蔡司相機的故事。原來，這部德國相機是大江的父親四十年代末從香港帶回來的。大江的父親是廣州某大香煙製造廠的技術人員，文革前夕是該廠負責人，文革中自然被整得天昏地暗，關在「牛棚」不能回家。大江那時只是初中二年級，無人照顧也無人看管，在「上山下鄉」大潮中，跟隨幾個要好的同學一起報名去海南，離家前偷偷把父親心愛的相機帶走了。這個「叛逆行動」固然把父親氣得半死，卻為記錄知青生涯立了大功。

這部相機不但記錄了大江父親被整的不堪回首的往事，也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時刻，讓我們可以重溫過去的風華正茂的青春歲月。幾十年後，大江的父親獲得平反、補回被扣的工資、安排了宿舍，生活改善了。到如今，大江自己也退休了，他的那部古董相機仍躺在家中的櫃子裏，同它的主人一樣，過著優哉悠哉的退休生活。這部相機拍下的黑白照片，仍在繼續訴說著五十多年前的遙遠故事，牽動著每個合山知青的心。（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蜞蛇蜈蚣

蜞蛇蜈蚣（憶舊）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國的「文革」大亂兩年後，原在校大中學生都要離校到農村去。我接到赴海南落戶務農的通知，回家告知住在樓下的外祖父，並打長途電話，告知在廣州北郊從化縣深山裏的「上羅沙五七幹校」勞動的母親。外祖父對我說︰「我自己未曾到過海南，傳說那是蠻荒之地，歷史上是犯人流放的地方，唐代李德裕、宋代李綱、胡銓、趙鼎以及蘇東坡等人都曾因言獲罪，被囚禁然後流放海南，可知那個島真的是天涯海角。那裏有許多人跡罕至的原始森林，充滿山嵐瘴氣、蛇蟲鼠蟻甚多，你到那個地方千萬要小心。」我感激外祖父的提點，但未曾經歷，很難想像什麼是山嵐瘴氣。在農場生產隊住下並參加實際勞動之後，才明白「原始」、「蠻荒」的含義。五十年後的今天，人們只知道海南是一個「以旅遊興省」的最大特區，到處都是新建的酒店和遊樂設施，滿街鮮花、水果，海邊是陽光沙灘，無法想像五十年前的落後狀況。

我最初負責割膠的橡膠林段是「南三十六段」，大約一九六零年開墾的新林段，一九六九年開始開割時，只有大約四分之一的樹幹達到四十厘米圍徑（圓周），大部分橡膠樹還太細不能開割，能割的樹稀稀落落，樹與樹之間距離遠，而且因為樹冠小、雜樹灌木生長快，因而砍萌工作量極大；坡度陡，走路多，二百六十株樹跑遍兩個山頭，老工人都不願去，只能讓我們知青這些年輕人啃下來。我和「大白豬」海安負責兩個相鄰的新林段共三個山包，每天收膠後我叫海安為我帶膠水回膠水房，我自己就留在林段砍萌、鋤草、修路，到中午時分才回宿舍。經過這樣的額外付出，南三十六段就好走得多。

凌晨割膠最大的挑戰不是瞌睡，而是滿山的山螞蝗（山蜞乸）。山螞蝗是海南的特產，不像平常見到的水螞蝗那樣在水中活動，而是在陸地上一伸一伸爬行，在草叢或灌木叢伺機爬到人身上吸血，所以稱為「飛螞蝗」。開發好的地方、人住得久了、殺蟲藥用多了的老居民點，山螞蝗就少一點，橡膠林段就到處都有，隨時不動聲色爬到人身上，吸完血走了還不知道。山螞蝗的特點是怕鹼性東西，所以割膠工人都獲發中筒水靴，人們用肥皂塗在靴筒上，防止螞蝗鑽到腳上去，但總是防不勝防，每天收膠回來，每一個膠工幾乎都是腳上有血的。有的知青甚至是痕癢難當用手指抓破傷口，弄得滿腳都是傷疤甚至化膿。有一次一名知青被水螞蝗鑽到鼻孔裏（也許是收膠回來在小溪洗臉時讓螞蝗鑽進鼻孔的），直到螞蝗吃飽血塞住鼻孔來才知道。

有一天凌晨四點半左右，我正頭戴電池燈埋頭割膠，忽然覺得脖子上有點東西，我以為是蚱蜢或飛蛾之類的東西，扭一扭脖子、甩一甩頭，還是覺得有東西爬在脖子上，癢癢的，就用左手一撥，爬在脖子上的東西「叭」一下掉到地上。我借著頭頂上的割膠燈的亮光一看，那東西不是什麼蚱蜢蝗蟲或飛蛾，原來是一條大約一尺多長的銀環蛇！那蛇掉在地上，立刻「瑟瑟」幾聲鑽到旁邊的草叢去了，我這才害怕起來，雙腿打顫，但割膠剛剛開始，不得不硬著頭皮堅持下去。到收膠的時候經過那棵橡膠樹時，心還「扑通扑通」直跳。

如果凌晨時分下大雨不能割膠，有時會等到雨停了再上林段。有一次早上下大雨，我們午飯後才到林段割膠，我和「大白豬」海安並肩作戰，海安匆忙中沒穿中筒水靴，只穿個塑膠涼鞋就上林段，誰知剛割了幾棵樹，就被蜈蚣咬著了。那蜈蚣大約二十厘米長、大拇指般粗，鮮紅色，光看那樣子就很嚇人。海安被咬了一口，痛得大叫起來，我在旁邊的林段聽見叫聲，馬上跑到海安的林段察看，看到海安左腳腳弓處的傷口紅腫，立即把海安揹起來往住地方向跑，跑了幾步跑不動了，就叫海安用手搭着我的肩頭，他用右腳一拐一拐的跑，送到連隊衛生所。麥醫生察看傷口後，安慰安海說︰「幸好蜈蚣不像蛇那樣劇毒，只是劇痛，沒有生命危險，不用太擔心。」

有一次傍晚，老工人老符的約七八歲的兒子發高燒及昏迷到連隊衛生所求診，麥醫生診斷可能是腦膜炎，告知連長，連長派我和國建兩個人用擔架送老符的兒子到場部醫院。連長打手搖電話到場部機運隊，要求派車來接送病人到場部醫院，但不知汽車什麼時候才到，就叫我和國建抬著擔架先上路。我們抬着擔架大約走了半小時，才看見有車從場部方向開過來，把我們接到醫院。我們看著醫生給小符抽脊髓檢驗，已經是晚上九點多，就扛起擔架步行回合山隊。由場部醫院到合山隊住地，步行大約一小時二十分鐘。那天下午下過大雨，晚上借著天色的微光，看到公路上隔一段路就有一條蛇在蠕動，也許是在公路上透透氣。原來蛇和蝸牛都有這個特點，下過大雨後不躲在草叢而是走到路上。我和國建在路旁折一根小竹子拿在手上，隨時準備防範蛇的攻擊。幸好順利繞過躺在公路上的六七條蛇，沒被咬著。（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