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祭戴翁

拜祭戴翁（隨感）

前天，約了幾個中學校友一起到屯門青松別苑，拜祭中學時期的戴老師。一眾校友是六十年代在廣州一間歷史悠久中學的不同年級的書法愛好者，戴老師是當時教寫毛筆字的老師。其實戴老師並不是職務上的「老師」，他只是教務處一名專責寫通告的職員；他也不像「老師」，衣著隨便，不修邊幅；他沒有一個整齊的住處，學校安排的六七平方米的宿舍只有一張木床、一張書桌和一隻衣箱，除了單人床的一半可以捲縮他矮小的身軀外，其他空間包括床的另一邊都堆滿了書籍和字帖。不過，當時資深教師都尊稱他為「戴翁」。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有點名氣的書法家，因為當時社會的政治因素，只在教務處當職員。

通常只有小學四五年級才安排寫毛筆字，但那時我們中學設有書法課，由戴老師講授。他由執筆十法講到各種書體源流，聲嘶力竭，課堂卻總是亂哄哄的，沒有多少個同學聽得進，更不用說是練字了。喜歡書法的同學通常在下午自修課之後，到戴翁辦公的教務處門前，或者到他的蝸居門外，討論書法。上至鍾衛二王、張遷禮器，下至當代名家，戴老師都會評點，有時也談及參加比賽、展覽和與日本文化交流的事宜。有一次，戴老師對我說︰「你手指長，執撥鐙法可以自如；你悟性高，很有天份。」我聞此言深受鼓舞，此後無論上學放學我都一邊走一邊用左手豎直右掌，練習執筆姿勢；晚上做完功課也堅持臨池半小時。

六十年代初正是中國內地「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物質奇缺，不但糧食、副食品不足、只能限量供應；連學生課本都是用黑糊糊的「再造紙」印製，學書法用的宣紙更沒有出售，我們只能買到玉扣紙、毛邊紙、竹簾紙甚至過濾紙來練寫字。他從別的同學口中得知我的父親在香港，很難為情地對我說︰「據朋友說，香港有一家專賣文房四寶的店子，叫集大莊，出售日本出產的臨泉筆和月宮殿畫紙；如果可能的話，麻煩你父親替我買兩枝臨泉筆和一卷月宮殿畫紙寄回來，可以嗎？」我一時不知所措，也不知能否辦得到，但還是點頭答應了。不久，父親按我的要求，寄了四枝臨泉筆和兩卷月宮殿畫紙給我。當我把兩枝毛筆和一卷紙帶回學校交給戴老師時，他非常高興，當即還給我人民幣並連聽道謝。

後來，戴老師送了一本經他親手加工裝釘的漢隸「西狹頌」給我，囑我好好臨寫、練好這款隸書，再旁及其他。父親寄回來的臨泉筆我留下兩枝，還有一卷月宮殿畫紙自己用。一卷月宮殿畫紙很快用完了，兩支臨泉筆陪着我離開廣州下鄉十年，又陪我回城上大學，筆毛早秃了，筆桿留作紀念，因為用這兩支筆寫的作品曾經入選省書法展、參加書法比賽也曾得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我從海南島回城探親，到母校去看望還健在的老師，但老師們告訴我，戴老師已經離開人世了。只是我遠在天涯海角當我的「知青」，對戴老師的晚年境況毫不知情。

一九八六年，廣州有關部門在報章刊出通告，通知市民認領在文革中被查抄的書籍文物。我去看過，本來是期望尋回康有為寫給外祖父的中堂和高劍父、錢二南的墨跡，一無所獲，卻意外看到幾本鈐著戴老師印鑑的字帖等待認領。我寫了一封信給「廣州市清退查抄文物圖書辦公室」，說明我是戴老師的學生，如果沒有戴的親人、學生認領，我則以學生身份領回這些字帖留作紀念。一九八七年二月，這九本經過戴老師親手加工裝釘過的字帖，終於離開了由文革之初戴翁被抄之時算起整整二十年的「禁閉營」，重見天日。

二零零三年校慶日，我由香港返廣州見見同學和老師。當年的「書友」景同找到我，略述了戴老師去世後的情形。原來，景同校友一九六八年秋下鄉，兩年後來到香港謀生，他得知戴老師在那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中失去工作、沒有收入，景同每月寄五十元港幣給戴老師作生活費。一九七三年戴老師去世，戴老師沒有家室、沒有親人，由一位在廣州的學生處理後事，當時在港的校友都不敢回廣州協助。直到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之後大環境大為改善，景同與另外幾位校友瑞麟、雅麗和蘇文一起，將戴老師的骨友移至香港屯門青松別苑安放。

我得知戴老師去世後幾十年、以及景同校友侍奉戴老師至孝、視戴老師為親人的故事，感慨萬千。從二零零四年起，在港校友每年清明都約定，到屯門青松別苑拜祭戴老師。後來，我把一九八七年二月從「廣州市清退查抄圖書文物辦公室」領回的九本蓋有戴老師印章的字帖，交給景同校友保管。學生時代戴老師送給我的、經過戴老師親手加工裝釘的字帖「西狹頌」，是唯一的紀念品，我一直保存。戴老師沒有給我留下墨跡，只給我留下人生哲理，給我指了一條永無止境的路。每當我翻看戴老師送給我的字帖，就覺得戴老師在我耳邊提醒我，繼續努力追尋更高的藝術境界。（二零零六年四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