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極必反

物極必反（隨感）

「港區國安法」實施五周年，香港老百姓都感受到這幾年由亂及治、由治及興。只要不帶偏見，都感覺到香港重回安定平和的日子，人人心情舒暢。「只要不帶偏見」這個前提很重要。因為一些人在「一九黑暴」期間、甚至「一九黑暴」之前，已經戴了偏見的「濾鏡」，他們在那些「名嘴」、「專家」、「才子」、「意見領袖」的長期灌輸之下，對政府早有成見，所以不管政府出台政策如何惠民、如何一番好意、社會如何回復平穩和諧、人人放心返工返學，那些帶有偏見的人總會看不順眼，這也挑剔那也不滿。其實對於那些戴了有色眼鏡的人來說，政府和北京即使做得再好、再合理，也不可能討得他們的歡心，那就由他去說吧。

「一九黑暴」對社會造成的破壞太深，那段惶恐不安的日子實在令人痛心和憤慨，老牛本不願再提起；但是，今天那些戴了有色眼鏡、「看一切都黑、都不順眼」的人，他們的那個有色眼鏡就是來自「一九黑暴」；而「一九黑暴」之所以搞到如此激烈，又是源於「一二反國教」、「一四佔中」、「一六旺暴」，源於在「名嘴」、「才子」、「專家」、「意見領袖」把持媒體、大氣電波，不斷灌輸脫離現實的「民主自由」甚至「港獨」理念，他們同情那個什麼「黃傘行動」而成為「黃絲」。

有一些「黃絲」不一定衝鋒在前參與暴力行動，他們只是理念上同情、支持參與暴動的人；特別是一些青年和大中學生被挑動之後，在暴力行動中勇往直前，有些人抱着「學生運動大方向是正確的」這句六十年前中國文化革命興起時那位偉人提出的觀念，即使「黑暴」者做出許多違法行為，他們都認為應該相信「大方向正確」而予以包容。幾年下來的實情是，當局不得不嚴厲執法，對打砸商店和港鐵閘機、縱火及擲汽油彈、參與街頭暴動而被捕之人繩之以法，於是這些不曾參與暴力行動、但支持同情暴力行動的「黃絲」們就心懷不滿，在行動上就出現特區政府官員及北京高官所說的「軟對抗」。當然也有許多曾經參與暴動的人僥倖逃脫，這些人必然會對執法者懷恨在心，隨時找機會宣洩不滿。

老牛的朋友圈中就有不少這樣的不曾參與打砸縱火、但心中支持和認同他們的行為的「黃絲」。正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人各有志不可勉強」；粵諺有云「崩口人忌崩口碗」，所以，「一九黑暴」和「新冠疫情」過去後，社會恢復平靜，朋友約飲茶，也盡量不談政事。近年手機資訊發達，在手機讀了許多「雞湯文章」，有的文章談到︰「不要以自己的觀點去教別人做事」、「不要試圖去改變他人」、「人只能改變自己、不要以為自己可以改變別人」，還有的說「三觀不同，不可強求一致」，「心中有陽光、遠離負能量」，「每一個成年人都應該為自己的決定和行為負責」，老牛讀後豁然開朗，如醍醐灌頂，於是飲茶時只談生活健康，只談友情親情、旅行見聞，不提不愉快往事，以免大家都難堪尷尬。

近日電子媒體回顧「港區國安法」實施五年的專題報道，總會提及香港回歸二十八年來的立法會內的激烈衝突，提及「大舊」、「長毛」、「黃黑超」這三劍俠在議會中的惡行。二十多年來，人們看慣了他們在議事廳滋事叫囂的粗鄙行為，都以為是民主社會的正常現象。那位在台灣讀大學、與台灣政壇有深厚聯繫的「黃黑超」就曾經揚言，要將台灣民某黨籍立委朱某正在議事廳大打出手的「議會文化」引入香港。其後一些自稱「民主」的議員把那些破壞議會的行為發揚光大，擲水杯、拋文件、潑腐液、圍攻官員、襲擊推撞、「拉布」（故意拖延），攪亂議事規程，總之目標就是要阻礙議案通過，讓政府一事無成。

如果那些自稱「民主」的議員在會議廳發言時罵人或者攜帶道具，尚屬議員在議會內的言論行為可以不予追究；但擲水杯、潑腐液、圍攻官員甚至肢體衝突，就屬於違法行為，不論在會議廳或在社會上都是不能容忍的。如果說民眾上街遊行和平表達意見、高叫口號，尚屬憲法、基本法賦予的權利；但堵路、打砸商店、破壞公共設施、縱火、擲燃燒彈等等，已經明顯屬於違法犯罪行為，無論如何辯解都無法改變犯法的性質，當局嚴厲執法是無可非議的選擇。警方果斷執法止暴制亂、回復社會秩序，一些人至今仍不滿當局「鎮壓示威」，還要喋喋不休那些「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便是故意混淆了民主自由與堅守法治的界線。

一九年的「黑暴」如此猖獗、越演越烈，是因為幕後策劃者的目標是要迫到北京「忍無可忍」而出手派軍隊「平亂」；一旦北京方面「中計」、派駐港部隊走上街頭，那些幕後策劃者就會向世界宣稱「香港玩完」、「一國兩制玩完」，他們搞垮香港進而抹黑中國的目的就達到了。幸好北京方面看穿外國勢力的陰謀，沒有中計，最後緊急制訂及實施「港區國安法」，及時以法律手段制止暴力進一步蔓延。如果一九年的所謂「反修例示威」一直和平進行（就是當時組織者宣稱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簡稱「和理非」），未至於出現社會大混亂，北京也不會出手祭出「港區國安法」來「止暴制亂」。這就是「物極必反」的客觀規律。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沒有「假設」，更沒有「推倒重來」，我們只能審視歷史、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砥礪前行。如今香港回復平靜，重現市民期望和嚮往的自由生活。那些曾經囂張一時的惡棍，包括那些「有法律背景」的「專家」、「教授」以及在年輕人中有號召力的「公子」、「名嘴」，已經受到法律制裁；那些一直沒有露面的幕後策劃者也都藏匿蹤影。一些同情「黑暴」的「黃絲」社會名人，對香港前途沒有信心，或者不滿政府管治，這幾年不聲不響移民外國；個別政見偏激、過於投入政治活動的藝人，仍然堅持自己的政見，離開香港移居外國後還要繼續宣揚「港獨」、為外國勢力發聲效忠、淪為被通緝對象，那是自己攞嚟衰。一些「偏黃」的平民百姓，也跟隨這幾年的移民潮，踏上背井離鄉之路。老牛明白「人各有志不可勉強」，他們認為外國的月亮比香港圓，那就好好去外國欣賞那個在自己心目中更圓的月亮吧。祝他們好運。（二零二五年七月九日）

省港百年

省港百年（學習筆記）

今年六月二十三日，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沙基慘案」一百周年。發生在廣州的「沙基慘案」是因為上海的「五卅慘案」而起。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學生二千餘人上街遊行，抗議日本紗廠資本家槍殺工人領袖顧正紅，並要求當局收回租界。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逮捕百多人，隨後示威群眾聚集在英租界巡捕房門口，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英國巡捕突然向聚集人群開槍，當場打死十三人、傷幾十人。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

                              （設在廣州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

六月十五日，總部設在廣州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為上海發生的英國巡捕槍殺中國學生的「五卅慘案」，去信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各工會團體，要求立即組織全體工人罷工，抗議英國軍警暴行。六月十九日晚，香港海員、電車工人、印刷工人及其他行業工人開始罷工並返回廣州，香港多所學校學生也紛紛罷課響應。二十五萬罷工工人到達廣州後，中華全國總工會舉行特別大會，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決定封鎖香港、禁止船隻來往、切斷各項供應，令香港陷於癱瘓。這就是著名的「省港大罷工」。

                              （廣州珠江邊的「沙基慘案紀念碑」）

六月二十三日，參加省港大罷工的香港工人和廣州市民、工人、學生以及當時的黃埔軍校師生共約十萬人，遊行到與廣州外國租界「沙面」（珠江邊小島）有一條小河「沙基涌」之隔的沙基，到達沙面東橋附近，向駐守沙面的外國軍警高呼口號，抗議英國巡捕在上海製造「五卅慘案」；沙面租界的英法水兵向小河對岸沙基的遊行人群開槍，停在沙面外珠江面「白鵝潭」的外國軍艦也向遊行隊伍開槍，當場打死五十二人，重傷一百七十多人。這就是「沙基慘案」（或稱「六二三慘案」）。為紀念事件，國民政府將沙基定名為「六二三路」。第二年，廣州市政府在發生慘案的沙面東橋附近，建立「毋忘此日」紀念碑」。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開始的省港大罷工持續了一年多，香港經濟蒙受甚大損失。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較熟悉中國文化的港督金文泰接任後，與廣州政府展開談判。他致函廣州政府，提出通過談判解決罷工問題。隨後，廣州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向港方提出，香港政府須賠償工人在罷工期間的損失，以及重新安排工人的工作。港英方面則表示，工人先前的工作職位已有人接替，不可能重新安排；如果香港的商人自願為結束封鎖而償付這筆費用，香港政府不會阻攔。最後雙方達成協議，若香港商界願出資賠償工人的經濟損失，廣州政府將積極協助工人結束罷工。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國民政府致函英國駐廣州總領事，稱罷工工人封鎖香港行動將於十月十日前結束，中國政府將對進口貨物和奢侈品加徵附加稅，用來償付罷工委員會。十月十日，「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對香港封鎖，並宣佈結束罷工行動。今年六月是「省港大罷工」爆發一百周年。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爆發海員罷工。英資財團渣甸、太古兩家船務公司的六千名華人海員，因為不滿薪金比外國海員低，只有外國海員的五分之一，要求取消歧視制度，增加薪金到與外國海員看齊，但被資方拒絕，於是宣布罷工，其後罷工人數增至三萬人，罷工工人離開香港步行到廣州，導致香港全部海輪停頓，貨物堆積，碼頭癱瘓。港英警察封閉領導罷工的海員工會總部、拆除工會牌子。香港海員罷工得到當時廣州國民政府及孫中山先生的支持，正在廣西指揮革命活動的孫中山多次打電話慰問罷工工人，並指示廣州國民政府予以經濟支援。罷工持續五十五日，最後資方答應工人的加薪要求，香港警察也承認海員工會的合法地位，重掛海員工會牌子，工會恢復運作，宣布罷工結束，罷工工人重返香港。

孫中山先生青年時代在廣州博濟醫院附設醫科學校學習。一八八七年，香港商人何啟捐資在香港創辦雅麗士醫院，並在醫院內創辦西醫學院，孫中山即由廣州轉至香港西醫學院學習，成為該校首批十八名學生之一。孫中山常與好友尤列、楊鶴齡、陳少白在香港商討反清大計，時人稱之為「四大寇」。一八九五年，孫中山在上環士丹頓街十三號設立「興中會」總部，以「乾亨行」名義掩護，推黃詠商為會長。但在清政府壓力下，港英當局一八九六年頒「放逐令」，不准孫中山進入香港，為期五年，期間孫中山多次乘船到香港都不能登岸，只可以在船上與革命志士會面。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孫中山在香港大學陸佑堂公開演講，稱「香港與香港大學是我知識誕生之地」。

                               （上環基督教青年會，魯迅先生曾在此演講）

老牛去年二月的一篇題為「香港故事」的小文中提到︰中國近代文學家魯迅、蕭紅、許地山、張愛玲等人都曾在香港生活或活動；黃永玉年輕時在香港辛勤創作、發表作品而成為知名木刻家、畫家、美術教育家；漫畫家廖冰兄年輕時也曾在香港發表許多膾炙人口的政治漫畫，後來才返回廣州；曾任民國時期教育部長的教育家、翻譯家、革命家蔡元培晚年居香港，去世後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中共才子、曾任外長的喬冠華也曾在香港留下足跡；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香港人黃作梅，因為抗戰期間營救英軍而被港英當局授予MBE勳銜，可惜在一九五五年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遇難去世。

中共早年在香港的活動也曾是中共引以為自豪的事跡。例如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員罷工」、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以及抗日戰爭期間，香港居民組成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參與抗日遊擊戰，並營救被俘英軍，以及轉移被困於香港的大批中國內地知名作家、藝術家、學者、教授。這些香港近代故事，很可能吸引內地的「深度遊」旅客作深入探究。認真說好香港故事、發掘香港的歷史文化和人文景觀，讓內地旅客了解、認識香港，特別是香港在中國革命歷史的地位和價值，甚為重要。

上世紀二十年代是一個風起雲湧、革命浪潮澎湃的時代，曾經發生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余生晚也，未曾親歷，上述歷史故事都是在教科書或歷史著作中得到的。若香港政府趁「沙基慘案百年紀念」、「省港大罷工百年紀念」之機，指派歷史研究專家，整理香港近代史蹟，並突出宣傳歷史名人在香港的活動遺址，也許會吸引內地當今喜歡「懷舊」、「探秘」、「打卡」、「深度遊」的年輕人，來港尋找著名事件的歷史現場以及歷史文化名人的足跡，這是港府大力提倡「盛事經濟」以外的「歷史文化之旅」，對提升香港和內地年輕人的素養、提升年輕人國家民族認同感、自豪感，將會大有裨益。（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收費調整

收費調整（時評）

特區政府檢討公立醫院收費，相關收費改革方案三月二十五日公布，其中最受關注的急症室收費方面，診症費用將由現時每人每次一百八十港元（下同）增加至四百元，但由護士分流站分流的第一、二類病人，即危殆及危急病人可獲豁免收費。急症病床住院收費每日三百元 ；療養、復康及精神科病床，每日收費為二百元。專科門診及家庭醫學門診亦會設標準藥費，每項藥物分別收費二十元及五元，每次最多取藥份量為四星期。門診服務的收費方面，普通科門診每次收一百五十元，專科門診每次診症收費二百五十元。病理檢驗、放射造影等項目將會逐項收費，基礎免費，進階收費由五十元至五百元不等。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現時公營醫療系統面對四大困境，包括基層和專科的系統失衡，「多輕症塞急症」的資助錯配，服務浪費包括部分造影服務毋須付費，輪候時間長造成求過於供等。他表示，檢討醫療收費做法一直存在，不過上一次收費調整已經是八年前的二零一七年，這次實在是有需要。盧寵茂說，收費改革方案有五大原則，包括政府對市民健康的承擔不變、不減；能者、輕症者應該共付，擴展及提升共付機制及比率；加強對貧、急、重、危疾病人的保障，減少浪費；改革後維持高度資助，整體公營資助率目標維持在九成；及令市民明白、接受改革過程，改革會循序漸進，目標五年內達致目標。

盧寵茂說，考慮到市民負擔能力，公立醫院收費改革將分階段推行，最新公布的調整將於二零二六年推行，其後每兩年按既有機制檢討收費水平。盧寵茂表示，今次並非跟隨通脹調整公營醫療收費，而是改革，原因是以往的收費制度不可持續，存在一定弱點，令公營醫療服務不能更精準資助；急症室收費不應與普通門診直接比較，市民亦不應將急症室當成普通科門診。

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預料，急症室加費後，第四、五類非危急病人一定會減少，讓急症服務更有能力照顧必須的病人。高拔陞強調，急症室與私家醫生診治傷風咳是兩回事，政府醫院急症室是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全日二十四小時開放，應照顧嚴重事故如大型車禍的危重病人，不能與私家診所比較，而相同的危重病人如到私家醫院治療，確實收費將遠超公立醫院急症室。

公營醫療服務收費改革方案公布後，自然引起許多爭議，特別是急症室求診分類收費，危重緊急者免費、非緊急者收費加至四百元，求診病人的個人感覺與負責分流的護士對是否緊急的看法不同，必然會有許多爭拗。有人認為被界定為「貧」者免收費，將造成更多人申請綜援；有人認為檢查項目分項收費，增加普通市民負擔；有人認為公立醫院收費增加，必會刺激私家醫院提高收費，連分布各區街道的私家診所、家庭醫生也會隨之加價；也有人認為公營醫療收費改革的背後，是向私人執業醫生傾斜。

我老牛自從十幾年前確診患有高血壓後，一直在公立診所覆診及取藥，親自見證了公營診所由排隊掛號到電話預約、到後來每次覆診之後預約下次覆診期的改革過程，真是越來越方便和考慮周到，令老牛這個「長期病患者」免除了許多麻煩。我不時向在廣州的老同學「炫耀」香港的公營醫療制度，我說，每次覆診收費五十元，包了三個月的四種藥，如果這些藥丸逐粒購買，至少要花上千元，所以香港不會有內地老同學那種「不敢病」、「病不起」的情形。這便是香港醫療制度優勝之處，也是香港成為全球長壽之冠的重要原因。

我老牛也也享用過幾次公立醫院的急症室服務，特別是二零二二年十月確診心臟血管收窄之後，先後三次因為感到氣促胸悶而入急症室，收費一百八十元包了心電圖、照肺和驗血等三項基本檢查診斷項目，親身感受到急症室前線醫護人員的沉重壓力，也看到不時有血流披面的傷者、或者垂危長者由救護車送來搶救，醫護人員忙作一團，分身乏術、應接不暇；而不少並非緊急求診者仍願意在大堂等候四至八小時。所以老牛明白，政府這次來一個大改革，實在不得已而為之，因為這種令急症室前線醫護人員難以應付的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老牛也明白，許多人白天要上班；打電話預約政府診所也極難打得入、打得通、預約得到；而市面上提供夜診服務的診所甚少，所以晚上到急症室求診。這便是官員稱市民「把急症室當作普通科門診」之說的由來。但其實近年公私營醫療機構，包括私人執業的家庭醫生，許多都加開夜診以方便白天上班的市民。但是收費差異仍然是市民選擇時考慮的重要因素。我在急症室等候見醫生時，聽到旁邊一位候診病人對朋友說︰「私家醫生每次收三百，私家醫院收四百，急症室收一百八十，仲做埋照肺、驗血幾樣檢查，咁抵，梗係來睇急症啦。」如今政府為了理順公營醫療的供需關係，不得不由收費改革着手。老牛作為多年來一直接受政府醫療服務的「長期病患者」，也理解政府的難處和苦衷；加上如今政府陷入財赤、恐怕幾年都難以實現收支平衡，沒有更多資源投放到公營醫療，病人也只好多付一點吧。（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告別劏房

告別劏房（隨感）

香港電子媒體不時會看到這樣的鏡頭︰一些「社工」陪着一班「低下階層」人士，在鏡頭前訴說生活壓力、居住環境、兒童成長之「苦」；最後的訴求總是要求政府「關注」及「盡快上樓」。最近的一個表達訴求的記者會，是某社會組織和工人團體人員，陪同一班「劏房戶」家長，藉有研究數據顯示，居於「劏房」的學童有若干百分率會患上「脊柱側彎」的「結論」，要求政府關注劏房學童的成長和健康、優先編配有學童的劏房戶入住公屋。如果只看電子媒體的鏡頭片段，那些「訴苦」、「訴求」當然值得同情；但如果了解香港的實情、了解那些「訴苦」、「訴求」的由來和背後故事，便會明白，那些「訴苦」、「訴求」是不切實際的，也對其他大多數循規蹈矩、耐心排隊輪候公屋多年的市民不公平。

「劏房」的存在，完全是市場需求造成的，也非今日才有，在市場上已存在至少十幾年。舊區舊樓甚至舊式工廠大廈，都有許多分割（分開間格）成帶有獨立衛生間的套房，由於是由一個單位分割成多個套房，故坊間稱之為「劏房」。許多「劏房」狹小、沒有窗、不通風，環境惡劣，被學者、官員視為「不人道」的「不適切居所」。但由於「劏房」租金較完整單位略低，社會對這類狹小居所有需求，所以一些業主也熱衷將住宅單位分割成多個「劏房」出租圖利。一些新來港人士、經濟能力未能租住整個住宅單位人士、輪候公屋的低收入家庭、因為各種原因不符合申請公屋資格又無力負擔貴租的人士，不得不租住這樣的「劏房」。

其實這類狹窄居所非香港獨有，全世界的大都會、大城市都有；只因為前年有某京官就港人居住問題向港府提出了「告別劏房」的期望，迫使政府成立一個「小組」去研究「劏房問題」、制訂「合格標準」（命名為「簡樸房」），並設定改善限期及「取締劏房」時間表。但這樣一來，一方面引起經營「劏房」的小業主不安，耽心被淘汰甚至要負上刑責，甚至要求政府資助將劣質劏房改善到符合「簡樸房」標準的費用；另一方面也引起租住「劏房」人士的不安，耽心自己租住的「劏房」不合格、被「取締」，經改善或符合「簡樸房標準」的租金太貴負擔不起而落得個「無處容身」的地步。於是一些「社工」便聯同劏房戶表達訴求，要求政府妥善安置受影響的劏房戶，以免令他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居大不易」本來就是經濟發達大都市的共有問題，香港人多地少、房價貴、居住難也非今日始。老牛幾個老同學七十年代來港時，也曾租住「籠屋」。由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一個來港生活的人都經歷過艱難日子，都是靠努力奮鬥幾十年熬出頭。但近二十幾年，一些新來港人士完全沒有了老一輩人那種肯吃苦、肯付出的努力奮鬥的「獅子山下」精神，倒是在某些政治人物的鼓動下，醉心於「爭取權益」、「謀取福利」。加上香港回歸二十幾年來香港內部的政治爭拗、某些政治人物和「地區人士」百般阻撓，政府覓地建公屋的計劃往往未能達標，而申請公屋者排的隊越排越長，以致第一屆行政長官董伯伯許下的「三年上樓」諾言一再落空，如今起碼要輪候五點三年。雖然政府努力「追落後、追成果」，但建屋需要時間，而且建屋量增長比不上輪候人數的增長，所以總是難以滿足需求。

中國內地經過四十幾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迅速，許多城市甚至小城鎮的居住條件都比香港優越。幾十年來香港一直有「跨境學童」，他們就是在深圳居住、來香港上學讀書。三十幾年前，老牛一位朋友便選擇在深圳居住、每日過關來灣仔上班，他認為薪金花一大截在香港租房子住不值得，更認為每天「朝十晚七」工作時間可以避開過關人潮，很合適。隨着香港與內地交通越來越方便，據老牛所知，不少跨境家庭選擇在深圳居住、到香港返工。如果以家庭團聚理由定居香港的新來港人士，在香港只能租住「不適切居所」，完全可以在深圳住得比在香港好，可以讓學童在較大的居住環境中成長，而不致影響身心成長和發育。那些不停向社會訴說住在劏房之苦的家庭，完全有條件、有理由作出自己理智的選擇。政府不斷鼓勵長者到內地養老，何不同時鼓勵「劏房戶」早日自己「告別劏房」、到內地城市尋找更好的生活和居住空間？（二零二五年二月八日）

重掌白宮

重掌白宮（亂彈琴）

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日星期一，美國第四十七任總統當選人特朗普宣誓就任。四年前，屬於共和黨的特朗普以些微票數敗給民主黨的拜登，極為不忿，企圖用各種手段推翻選舉結果。二零二一年一月六日，國會開會確認總統大選結果時，特朗普的支持者衝擊國會、大肆破壞、製造騷亂，事後大批搞事者被捕及判刑。四年之後，特朗普捲土重來，贏得漂亮，更是意氣風發、趾高氣揚，一大堆事先張揚的重大舉措，宣誓就職第一日立即簽署近八十個「總統行政命令」，看似是急於兌現競選承諾，其實主要是全面推翻前朝拜登推行的政策，包括特赦約一千五百個因為國會山莊騷亂而被判刑的囚犯。重掌白官的特朗普報復心之強，實在令人嘆為觀止。特朗普第二個任期的一系列「開局棋」，也惹來許多爭議。

特朗普第一個「事先張揚」的「擴張狂想」，是將加拿大視為美國第五十一個州、聲言「取回」巴拿馬運河控制權，以及收購丹麥的自治區格陵蘭。特朗普上任之前，聲稱將要向加拿大貨品加徵高額關稅，當時加拿大總理杜魯多飛到特朗普的海湖莊園「共晉晚餐」深入會談，但不歡而散，特朗普稱「加拿大併入美國就沒有關稅問題」，之後杜魯多宣布辭任總理。而加拿大財長堅決捍衛加拿大主權，宣稱一旦美國對加國貨品加稅，加國將限制向美國提供能源。

特朗普不滿巴拿馬運河對美國船隻收費不公平，也不滿巴拿馬運河由中國人管理，聲言不排除用動力取回巴拿馬運河控制權。此言引起巴拿馬不滿，巴拿馬總統堅稱，巴拿馬運河永遠屬於巴拿馬，也不存在對美國船隻收費不公平或者由外國管理或持有的問題。丹麥總理對特朗普的「收購建議」持否定態度，堅稱不會出售格陵蘭，但美國在格陵蘭的軍事存在可以繼續商討；格陵蘭自治總理說，格陵蘭屬於格陵蘭人，格陵蘭爭取脫離丹麥獨立，不想成為丹麥人，也不想成為美國人，但對與美國合作持開放態度。

特朗普為落實競選時提出的「驅逐非法移民」的諾言，上任後立即行動，並簽署行政命令，宣布非法移民、非合法居留者在美國所生的子女將沒有公民權。這一行政命令立即「踢鐵板」，西部四個州聯合發起訴訟，指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違憲」。法律界人士說，美國憲法訂明，任何人不論身份、社會地位、財富、種族，在美國出生的子女均自動享有公民權，並以十九世紀美國出生華裔黃金德案勝訴為例，說明憲法條文有效；總統不是國王，不能以總統行政命令推翻憲法。但特朗普說，這是左翼分子的搗亂和拖延，他將會就所謂「違憲」指控上訴。

特朗普一上場立即持關稅大棒揮向盟友，不但引起墨西哥、加拿大不滿，也引起歐洲盟友不滿。特朗普對商家聲稱，你們的產品要在美國生產、在美國設廠、請美國工人，否則，在外國生產賣到美國，就要付出關稅。但經濟學者認為，加徵關稅難以讓製造業重返美國，只會令美國推高通貨膨脹，反而令美國經濟增長受壓。特朗普競選時聲稱會對中國貨品加徵六成關稅，中方表明貿易戰、關稅戰沒有贏家，中方願意與美方進一步磋商。特朗普就任後卻改了口風，只提加一成關稅；甚至說，如果能夠同中國達成貿易協議，「寧願不加關稅」。

他的班子說特朗普希望就職一百日之內訪問北京與中國領導人面談，甚至宣稱美中合作可以解決目前世界的所有問題。似乎是要向北京「扮老友」、「套近乎」，尋求中方合作。特朗普競選時曾表示，只有他才有能力叫停俄烏戰事，他本人與普京是老朋友，只要他當選，二十四小時就可以停戰。但宣誓就任以後，他的團隊說要在一百日之內促作和談。俄國總統普京稱對與特朗普會談持開放態度，要看特朗普拿出什麼方案來作和談基礎。

有分析認為，特朗普只能做四年，他要盡快建功立業、取得政績、兌現競選承諾，所以急急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以顯示自己是世界領袖，顯示在他領導下的美國將再次偉大，顯示他有能力解決目前面對的所有問題。但是他自視過高、自以為是，他的許多構思和策略只是「一廂情願」，不合實際、不獲認同。而且，他的「賺到最盡」、「一定要我贏」的商人性格，欠缺協商精神，在國際事務中恐怕很難如願。且看他如何「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吧。（二零二五年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