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亞浩

憶亞浩（懷舊）

二零零三年五月底的一天，我正在上班，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長途電話，說是亞浩的妻子，她說亞浩已是癌症末期，正在醫院的病床上躺著，時而清醒時而昏迷，不時叨念幾個舊友的名字，其中一個是阿牛，於是努力從雜物中找到我幾年前給他的名片，嘗試打個電話找找看，果然找著了。她叫我抽時間到廣州見見他，好達成他一個未了的心願。我答應了，並記下她的手提電話號碼。

隔了一天，星期六，我趕到廣州市東山區人民醫院的病房，找到亞浩。他躺在病床上，眼睛半閉，臉色蒼白，面容消瘦，頭髮花白，鬍茬凌亂，除了高直的鼻子和尖硬的下巴還有點當年的氣度外，幾乎認不得了。他妻子接到我的電話立即趕到醫院，在亞浩的耳邊說「你掛念的阿牛看你來了」，亞浩半閉的眼睛略為睜開，微笑點點頭，又迷迷糊糊地合上眼，輕輕說一些話。他妻子翻譯說，他多謝你來看他，他說自己沒用，半生坎坷，一事無成，兩袖清風，四壁蕭條，只有在心裏記掛的阿牛是最要好的朋友，很想見一見。亞浩閉眼聽著妻子的「翻譯」，不住點頭，淚珠從眼角滲出來，滴在白色的枕頭上。我帶了一本畫冊送給他，了解他的病情，談了一下近況，祝他安心養病、早日康復，然後告辭。

兩天後，又接到亞浩夫人的電話，說亞浩見了要見的人，安心地離開了。她說喪禮安排在星期五，問我能否參加。我說要上班，來不了，真對不起；她說不要緊，亞浩彌留之際仍叨念著阿牛，你能趕回廣州看他，他已心滿意足了。

亞浩是五十多年前我在海南農場學校當教師時的同事。那時我和他都是從廣州下放海南的「知青」，在海南島一個國營農場當工人，他是歸國華僑學生。一九七三年九月，他從基建隊調到農場中學當物理教師，同年十一月我從合山隊調到中學當語文教師兼教美術，就這樣認識了。他沉默寡言，甚少與人交往，只顧埋頭看書；他書桌上盡是自學的物理書籍，把桌面圍了一個U字型，只有向著自己的一邊有一本書攤開那樣大小的空間，連捧著飯碗的時候，眼睛也不離開書本。他也喜歡塗塗畫畫，單線素描畫什麼像什麼，但很少把時間花在繪畫方面，不過繪畫成了我和他一個可以交流的話題。另外，由於他也是從廣州來到海南，我和他同樣有海外關係，這些方面也是共同的話題，所以他比較喜歡和我交談，慢慢由同事成了朋友。

亞浩祖籍廣東四會，一九四七年生於南洋沙勞越，父親經營小雜貨店，家境並不富裕。一九六五年，他與弟弟亞送一齊回到中國讀書，入讀廣州華僑補習學校，準備補習兩年趕上程度就考大學。誰知一九六六年六月爆發「文化革命」，一切美好理想都落空了。一九六八年底，僑生也和其他在校中學生一樣要「上山下鄉」，他也就在這股洪流中到了海南農場當「知青」。他在基建隊負責打石頭、燒石灰、拉牛車，工餘就是看書。那時代農場文化水平低，即使有大學生分配到農場，都很少安排到學校，所以只能從知青中找文化基礎較好、能力較強的人到中學當教師。領導見他喜歡鑽研，就把他調到農場中學教物理。

亞浩與其他當教師的知青一樣，都是沒有「文憑」的，用現代的觀點來看，叫做「濫竽充數」、「誤人子弟」。但在當時中國的特定現實情況下，文化基礎較好的城市知識青年把知識帶給山區，確實是「在山區播下文化種子」。他態度溫和，音調平緩，教學認真，講解詳盡，可惜那時候沒有實驗室，沒有教具，沒有掛圖，職工子弟們只見過生活用具、牛車和汽車，沒見過飛機、火車、輪船，甚至沒有收音機，許多物理概念孩子們聽不進，課堂總是亂哄哄的。

一九七七年中，在政壇「三起三落」的鄧小平重新上台，那年十月宣布全國恢復高考招生。這是中國自文化革命以來第一次高考。我和亞浩以及十來個知青教師在農場報了名。十二月下旬考試，亞浩數理化分數都相當高，但政治科零分。我和另外六個知青收到錄取通知書離開了農場，亞浩仍留在農場中學當教師。一九七九年，亞浩教出來的一個農場職工子弟考上了列為重點大學的廣州華南工學院（後來「升格」為「華南理工大學」），亞浩明知自己的背景和弱項，沒有再報考。但一直堅持自學，後來考取了一個相當於大專畢業的「自學考試文憑」。

一九八二年二月，我大學畢業分配在省直屬機關工作。八五年的一天，亞浩突然出現在我的辦公室，說北京宣布落實華僑政策，所有當年下鄉當知青的僑生都回城安排工作。他說期望在廣州市的中學教物理，有關方面給了他兩個選擇，叫我給點意見。過了半年，他又出現在我的辦公室，說是經僑生同學介紹，認識一個女幹部，要結婚了。我給他祝福，帶了件小禮物到他倆的宿舍去探望。亞浩從一九六五年回國讀書起，二十年間命運捉弄，飽經折騰和不公平對待，他都以埋首鑽研麻醉自己，迴避爭鬥漩渦以求自保；北京一聲令下，他的命運就改寫了，一年之內回城、就業、結婚、分房子，一切突然變得順遂起來。

一九八三年底，我父親在香港去世，我決定到香港定居照顧母親。獲得批准後，我告訴亞浩我的去向，並問他有沒有考慮過出國或者去香港。他說，在東馬沙勞越的老家家境也不怎麼樣，當年離開就沒想過要回去；弟弟亞送早幾年以出國為由到了香港定居，一切從頭開始，生活也很艱難；他說自己已經習慣了國內的環境，不想再折騰了。後來十多年一直沒有機會與亞浩見面，零三年五月底在病床邊上的見面是十幾年來的第一次，竟然是最後一次。

亞浩的夫人告訴我，其實這十幾年亞浩生活得並不愉快，他有經驗、有耐心，但沒有大學本科學歷，沒有手段，更沒有心計，不善交際，更不會巴結奉承。學校裏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多了，同科教師在背後搞許多小動作，亞浩的科組長、畢業班任課教師、課外補習逐步被撤了；亞浩拿的是自學考試文憑，只得降級教初中。家裏的女兒也反叛，成天跟同學攀比，比吃穿、比手機、比名牌，還出言埋怨父母賺不到大錢「沒出息」。作為父親的亞浩甚至懇求女兒聽話、好好讀書。五十年前在厄運面前不低頭的亞浩，終於在內外交煎的鬱結中得了癌症，他被社會、也被自己的性格奪去了生命。願亞浩在另一個沒有病痛、沒有災禍、沒有爾虞我詐的世界，過得愉快、祥和、安康、怡然自得。（二零二六年三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