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扶貧

精準扶貧（隨感）

特區政府「扶貧委員會」不久前發表一份「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回顧及總結本屆政府的扶貧工作。報告指出，政府自二零二二年改行「精準扶貧」策略，取代以往單純依賴「貧窮線」的做法，針對劏房住戶、單親住戶及全長者住戶推出一系列項目。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未來將不會再定義「貧窮」，稱不想「標籤」有需要人士是「窮人」。

這份「成果報告」提出，政府過去以公帑「派錢」及被動介入的模式，難以根治問題，社會成本也較高，未來將聚焦於「主動識別、精準扶助」，透過整合數據，識別和支援最需要幫助的群體。當局指，扶助工作已超越金錢援助，而是針對性回應市民在心理及社交等方面的需要，政府將以社區為基礎、「預防優先」為原則，推動服務從「被動回應」走向「主動介入」。

報告列舉多個項目成效，例如「共創明Teen」計劃、「社區客廳」試行計劃及「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市民的滿意度都超過七成。以課後託管為例，超過百分之九十七受惠家庭認為計劃減輕經濟及照顧壓力，並減少親子摩擦。此外，「關愛隊」由推出至今年三月底，已探訪或接觸逾十萬九千名有需要住戶，並促成超過三千五百個家庭安裝資助「平安鐘」。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過往沿用住戶收入中位數一半作為「貧窮線」，未考慮住戶資產及非現金福利，且基於「相對貧窮」概念，極易造成「越扶越貧」的錯覺。消息人士稱，政府現階段不會再糾纏「貧窮」定義，不希望標籤有需要人士為「窮人」，政策中的「脫貧」應理解為「紓緩困難」。政府透露，正考慮增添一個新的精準扶貧目標群組，最快或於今年內推出。

報告引入「社會資源價值」概念，即計算政府若無提供服務，家庭需支付的同等開支。報告估算，二零二四年每戶平均每月在教育方面受惠一萬二千六百元，醫療方面就受惠五千元；但報告提到，受惠住戶定義不單止是精準扶貧的目標群組，亦無法微觀計算個別住戶的「社會資源價值」。政府消息人士稱，社會資源價值數字目的是量化住戶平均每月所得，形象化公共資源的運用，目前只作參考，暫時不會用於評估政策成效。

老牛認為，「扶貧委員會」提出的「精準扶貧」是不再「扶貧」而改為「助難」，那麼「扶貧委員會」已經沒有存在意義，改為「助難委員會」好了。貧窮人口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如何定義「貧窮」、如何劃定「貧窮線」是關鍵所在；「不再糾纏貧窮定義」，其實是迴避實際存在的真貧窮。如果以往以住戶收入中位數一半作為貧窮線不準確，可以重新定義和設定計算方程式；如果不能定出「貧」的標準，又如何去「扶」呢？沒有大家接受的標準定義，又如何做到「精準扶貧」呢？難怪前社福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批評政府取消貧窮線的做法是「掩耳盜鈴」。他說，貧窮人口是衡量扶貧政策成效的一大指標，令公眾能夠了解貧窮人口趨勢，評估措施幫助多少人脫貧。他說，有民間調查顯示本港有過百萬貧窮人口，取消貧窮線不代表這些貧窮人口憑空消失。「你不做定義，是否就可以當作這百萬貧窮人口不存在呢？政府要面對現實，現實是真的有人貧窮。」

當然，老牛同意，這一屆政府在針對「劏房戶」、新來港人士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推出「簡約公屋」讓輪候公屋人士暫時擺脫「不適切居所」的窘境，推出「社區客廳」讓居住環境狹窄的劏房戶有較大的生活空間、減輕貧窮家庭的不適感。選派成功人士與貧困家庭的學童「師友配對」的「共創明Teen」計劃，則不僅是金錢上的扶貧，重要的是讓貧困家庭學童擴寛視野和眼界，有助學童增強自信以及看清自己的努力方向。另外，政府針對有需要人士伸出援手，例如全長者戶、長者照顧者支援服務、設立求助熱線、設立「日托服務」以減輕照顧者壓力，讓全職照顧者可以喘息，等等，這些創意舉措都是極為有用的。

但是「紓緩困難」（即「助難」）不可能取代「扶貧」，「不糾纏貧窮定義」不等於香港沒有「窮人」，即使你不貼標籤，窮人是客觀存在的。政府應該做仔細深入研究，重新定義「貧窮」、合理制訂符合當今香港實情的「貧窮線」，才有機會將「精準扶貧」的理念落到實處，讓有需要人士得到援助，讓市民更有滿足感、獲得感，讓社會更和諧共融；也減少別有用心人士藉「貧窮問題」製造社會矛盾、挑起對政府不滿甚至敵視的機會。（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高考隨想

高考隨想（牛眼看社會）

六月七日（星期日）起一連三日，是中國內地全國高等學校招生考試（高考）的日子。各大電子媒體都報道全國各地學子（包括應屆高中畢業生和自修生）勤奮溫習應考，以及家長各出奇謀為子女打氣的場景，整個城市都為這幾天的重大日子開路，連考場附近的建築工地（地盤）以及娛樂場所都不准在考試時間發出噪音。整個社會對「高考」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連完全沒有關係的其他市民都被鋪天蓋地的高考氣氛感染了。人們總是將現代的「高考」與古代的「科舉」相提並論，但其實「高考」與「科舉」完全不同，因為，古代科舉制度，秀才能考上舉人就可以做官（至少是地方官）、享受朝廷俸祿；但今天的高考只是考入大學而已，還要看幾年之後畢業才真正面對就業難題。

中國內地青年就業問題並不樂觀，許多大學畢業生難以找到合適或者滿意的工作，近幾年青年失業率接近百分之二十，城市人慨嘆「文憑貶值」，農村人怒罵「讀書無用」。其實這當中有一個重要的觀念問題，就是，無論學生、家長、教師、社會，你對大學教育的期望是什麼？如果你期待高等教育「平民化」，畢業也就要以「平民化」心態，自謀職業，不要奢望高職厚薪；如果你認為高等教育應當保持「貴族化」、大學畢業生是高人一等的天之驕子，工資高、出路好，那麼考大學時就必然只有少數尖子能考上，走的是「貴族化」的精英路線。如果考大學的時候期望「平民化」、多數人都應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但畢業的時候卻期待像以往的「精英制」那樣「有價」，那就是自己的觀念錯了。

教育本來就應當是每個公民的權利，合理的社會，人人都應當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人們教育水準提高了，社會才進步。但這僅僅是理想，目前還不太現實。在經濟還不很發達、社會還不很富裕的前提下，政府沒有、也不可能有太多的資源投放到高等教育，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仍然只是少數。越是難得，那「文憑」的「含金量」就越高。如果高等教育普及化（例如中國內地九十年代以來的「擴招」，以及香港大專的「升格潮」），許多人成為大學生，大學畢業生滿街都是，那麼大學畢業文憑當然「貶值」。

在中國內地，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大學（包括本科生和專科生）和中等專業學校招生，都有所謂「國家指標」，意思是，大學生和中專生不用交學費，由國家栽培，畢業後由國家統一分配、享受國家幹部待遇。也就是說，考上大學只要能畢業，出路一定沒有問題，等於得到一個「鐵飯碗」。但到九十年代，這種政策慢慢向「市場化」方向改革了，學生要交學費，國家不包分配，中國大學生再也沒有「鐵飯碗」，隨時要面對「畢業等於失業」的尷尬。這種制度，在奉行資本主義的國家本來就是如此，但是習慣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中國老百姓，能否接受「讀書要交錢、畢業沒分配」的新制度？

中國老百姓早就傳聞美國人教育程度高，「連掃街的都是大學生」；其實菲律賓教育程度也很高，許多女孩子讀了大學在國內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才到世界各地包括香港當家庭傭工。在高等教育普及的國家，整個社會已經接受了「文憑與職業不能劃等號」的觀念；但在有千年科舉傳統的中國，「學而優則士」的觀念根深蒂固，更以為考上大學將來的出路、就業一定會好。殊不知今天的大學不同舊時代的科舉。因此，整個社會應該宣揚「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以及「各展所長、發展潛能」的觀念，不要抱住「考上大學才有好出路」的舊觀念，驅使子女「千軍萬馬爭住過獨木橋」（此語是八十年代後期形容高校招生率低的情況）；家長更要了解自己的子女的能力、興趣和志向，鼓勵青年學生尋找合適自己的發展方向，而不應該過於專注於「一戰定生死」的「高考」，更不要被這樣的「內捲」裹脅而給子女強大壓力，要讓他們有展現個人特質和獨特能力的空間和機會。有教育家和社會學家說，中國不缺學士、碩士、博士這樣的「白領」人才，中國缺的是高技術的專業「藍領」人才。讓青年學習技術、成為高技術人才，也許更有個人發展機會，也更適合社會發展的需要，（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八日）

澳洲禁令

澳洲禁令（亂彈琴）

從媒體報導得知最新消息︰澳洲政府從十二月十日起，禁止十六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包括「臉書」、「優吐」、「剔托」、「愛克斯」等十大知名社交媒體。澳洲政府認為，社交平台充斥不適合青少年觀看的不良資訊，包括暴力、引導自殺等。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稱，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是讓青少年免受社交平台負面資訊的影響，讓青少年有更多時間學習和鍛煉身體。社交平台「X」的老板馬斯克指責澳洲的禁令是「非法」、限制資訊自由。

其實多個國家都推出類似的「禁令」，包括「校園禁令」及使用手機的時間和年齡限制，避免青少年特別是學生沉迷網上資訊、過於倚賴上網查資料找答案而懶動腦筋，以保護青少年智力和道德觀念的健康成長。例如，法國禁止十五歲以下學生在學校使用手機；芬蘭禁止中小學生在上課時間使用手機；瑞典由明年起對七歲至十六歲學生實施手機禁令；南韓明年起禁止學生在課堂使用手機；英國建議學校全日禁止學生使用手機；丹麥禁止十五歲以下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美國佛羅里達州立法，公立學校禁止學生在課堂使用手機，多個州份紛紛仿傚。這些禁令的目的，都是要防止青少年「手機上網成癮」。

我老牛因為老花加散光、視力漸退，本來就抗拒看手機，曾經在博客上寫過幾篇關於手機的「隨感」。二零一五年十月，當時有許多人只顧玩手機、忽略照顧小孩而出事，我寫了一篇題為「玩大過天」的小文；二零一六年一月，有感於許多人被手機迷住了，地鐵車廂固然十之八九是「低頭一族」，邊走邊看手機也大不乏人，便寫了「科技奴隸」一文，勸諭人們要自我制約；二零一七年四月，看到媒體關於學童玩手機成癮的報導，寫了一篇「以身作則」，提醒家長教導孩子不要沉迷玩手機時，自己首先要以身作則；二零一七年十月，看到媒體上關於有人玩一款最新手機遊戲日夜顛倒、不眠不休導致眼睛失明，有人痛斥電子遊戲是「電子鴉片」，我再寫了一篇「電子鴉片」，指出︰明知不應該沉迷而繼續沉迷，那是個人的責任，不要把責任推給電子遊戲軟件設計者。

但是整個社會仍是繼續向著玩手機不能自制的方向進發。職業司機在等紅綠燈那幾十秒鐘也要用手指在手機上撥弄；有人邊駕車邊看手機，甚至雙手離開方向盤；邊走路邊看手機、碰到別人也不會說一句「對不起」；吃飯上菜時「手機先吃」已成定例；一家人或者一班朋友餐聚，人人都把手機放在餐桌上，嘴上吃著、眼卻瞄著手機、手在撥著屏幕。有博友在老牛的博客上留言，為把手機擺在餐桌辯解，說「盯住手機可以是人性一種美德，就是不要錯過朋友傳來的重要資訊」；我回應說︰「其實並非人人都那麼忙碌，忙到連吃飯都要辦公事，許多人只是貪玩、放不下、不能自制而已。」嗚呼，什麼親情、友情、愛情、人情，都被手機的虛情吸引去了，還有什麼真情可言？

九十年代末期手機普及，許多駕駛者一邊開車一邊講電話，一手握方向盤、一手持手提電話，分散精神，險象橫生。有見及此，政府為適應手機普及的大勢，早在二零零零年就立例，禁止駕駛者使用手提電話；必要是應使用「免提裝置」即是用耳機，目的是雙手不能離開方向盤。二十幾年後，今天的手機不單是「移動電話」只可以通話那麼簡單，還有屏幕、有更多功能；屏幕可以視頻通話，可以看短片和視頻資訊、故事、新聞，而且不斷「撥」不斷有新內容。於是，近年人們邊駕車邊用手機就不單是手持手機講話，而是一手拿手機、另一手在屏幕上「撥」；眼睛看着屏幕而不是看前路，這比二十年前只是「得把口講」更加險象橫生。老牛就見過，有大型貨車司機在等燈號的二十秒時間，雙手離開方向盤「撥」手機，直到轉燈號還不開動，後面的司機響安催促，燈號前的大型貨車司機才抬頭開車。

老牛也親眼見到，家長或外傭在兩三歲、四五歲小孩鬧別扭時，就打開手機，找到兒童卡通片的內容，把手機往孩子面前一放，孩子立即「聽話」，靜靜看手機的小屏幕。媒體人戲稱這是「電子奶嘴」。老牛也見過，一些人在等地鐵、等電梯時雙眼盯着手機，車門開了、電梯門開了也不前進，後面的人說也不是、行也不是；等到看手機者抬頭邁開腳步，車門、電梯門就要關了。這叫做「慢幾拍」。也有人在地鐵車廂看手機的短片或「搞笑視頻」，聲音頗大、騷擾他人，往往令旁人側目。這叫做「旁若無人」。

手機普及、手機程式日新月異、現代科技實用化，固然是推動社會進步、讓人們享受科技帶來的方便和樂趣。但是，同一時間，手機和科技普及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能忽視。如今澳洲以及歐洲多國都在限制青少年使用手機方面頒布「禁令」，顯然當政者已經看到沉迷手機、過於倚賴網上資訊的負面影響。老牛看過一個視頻，內容說︰「想毀掉一個孩子很容易，就讓他玩手機。」這話雖然說得絕，但頗有道理。青少年缺乏自我制約能力，如果在學期間的孩子沉迷手機而忘掉要做的正經事、忘掉要學的功課、忘掉自己的任務，失去的時間就再也追不回來了；當他明白道理的時候已經晚了。所以，家長、大人也應提醒自己不要沉迷玩手機，為孩子樹立一個好榜樣。（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教書育人

教書育人（牛眼看社會）

「一九黑暴」期間，許多年輕人，當中有不少是在學的大中學生，受到「名嘴」、「才子」、「磚家」的教唆，走上街頭或者在大學校園參與暴動。最震撼的是「圍堵中大」和「火燒理大」，那個恐怖畫面令人至今難忘。社會輿論會問︰是否香港的教育出了問題？是否我們的社會出了問題？這個難題，誰也無法用簡單的一兩句話來回答。其實每一個人，包括政府官員、普通市民、教師、家長和學生，都應該反問自己︰有沒有把教好下一代放在心上？大人有沒有以身作則、做好榜樣？家長和教師有沒有負起自己應有的責任？媒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們，有沒有將培養正氣、維護良好社會風氣放在重要位置？

近日家族茶敘時，聽到正上初中的小外孫談及校內有人「蝦蝦霸霸」、欺負同學、橫行無禮，有人無懼學校「記過」還視之為榮的情形，令我老牛感到震驚。據小外孫說，他所在的這間創校一百三十多年的第一類老牌名校，近年收生很有問題，同年級有極個別學生無心向學，上課起哄、給老師同學起花名、吵閙；課間休息及課外時間欺負同學；有被欺負的同學伏在課桌上哭，其他同學竟群起取笑、附和欺凌者，還不准其他同學理睬被欺負的同學；如果有同學出言勸阻，這位「出言」者也被圍攻、孤立；帶頭欺負人的那位同學高叫︰「『可憐者必有其可恨之處』，這個人就是可恨！」其他追隨者在一旁拍手叫好。一名經常在班上搞事的同學，曾被學校「記大過」，此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不知收歛反而更為囂張，聲稱「我就是被記了大過的！記我大過又如何？奈得我何咩？」

一個平日很蠻橫的同學，下午放學時硬拉小外孫陪他一起走路回家，小外孫以不同方向不順路為由不肯陪他，這位同學硬拉着小外孫的書包背帶不放，又要搶走小外孫的手機，就這樣在校門外的馬路邊拉拉扯扯，折騰了一個多小時，直到那位同學的父親打通他的手機，問他「這麼久不見回來，正在學校忙什麼？」催他快點回家，這位同學才悻悻然放開小外孫的書包帶。小外孫告訴我︰「我對他很冷淡，不惹他也不理他，現在他轉向其他同學『埋手』，沒有再糾纏我了。」

我問小外孫︰「學校領導知道這個年級的情形嗎？學校不是有訓導主任、每個班不是有班主任嗎？有沒有同學向班主任和訓導主任投訴？」小外孫說，沒有人敢向老師投訴，因為帶頭欺負同學的那位同學，一旦知道誰是「二五仔」、「報串」，就會發動其他人對這位敢投訴的同學出言侮辱、欺凌、孤立、處處針對，在學校那幾個小時很難熬，所以同學們都只「啞忍」，不敢聲張。各科任課教師以及班主任，都只是上課時在班房，下課就離開，不會深入了解每個同學的表現或者有何學習困難、班上有何問題，也許對班上有人時時欺負同學的情形都不知道。

這是我老牛第一次直接及具體了解到所謂「名校」的真實情形，也許並不是單獨的、孤立的現象。以往從媒體的報道中知道，有的學校不但有校園欺凌，還有涉及吸煙、毒品、盜竊甚至黑社會等問題，但學校領導出於「維護校譽」而不舉報也不通報；當局為查檢學生有否涉及吸毒，提出自願驗尿計劃，也有學校以「保護個人私隱」為由反對。老牛認為，學校作為教書育人的處所，校長、訓導主任、班主任和所有任課教師，都應該留意學生在校表現，及時發現問題並設法處理，彰顯校規權威，嚴肅校政紀律，不能任由歪風蔓延，不能任由校園欺凌或其他違規、違法行為泛濫，更不能因為「家醜不外揚」而掩蓋問題甚至刻意包庇。

也許有人認為，同學之間有語言衝突、肢體衝撞、爭執吵架，是很平常的事，未必是「校園欺凌」。不過我老牛認為，小學生偶有打鬧爭執可以說是平常事，但中學生開始學習看世情、開始懂得世事、開始有自己的見解，就應該明白︰遵守學校規則是學生的責任、尊重他人是待人處事的原則、自由不是沒有約束、個人行為不可影響別人。而且，中學階段是青少年成長的重要階段，在校內「蝦蝦霸霸」的人將來出到社會，很可能成為蠻不講理的麻煩製造者；而被侮辱、被孤立、被圍攻的學生，可能在心靈上留下難以消退的陰影。所以不應該將中學校園內的個別人搞事的情形，視為「無傷大雅」的「玩下啫，唔使咁認真」。

香港從來都標榜是「自由世界」，社會和法律保障個人自由。但是許多人忽視了，行使個人自由時不能損害他人的自由；有些行為雖然未到「違法」、以法律來處理的地步，但「違規」也是社會不允許的、也要受到規則監管的。許多家長以為把孩子送到學校，教育孩子就是學校的責任，忘記了家長自己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家長的「言傳身教」對孩子的成長有甚大影響。自從十多年前「國民教育科」被政治理由取消之後，從上到下、從學校到家庭到社會，都忽視了道德品質教育，急功近利的思潮泛濫，以致歪風邪氣上升。期望整個社會都重視學生、青少年的德育；期望家長和教師都關心學童的心智成長，讓年輕人們都成長為有教養、有知識、有愛心、有責任感的棟樑之材。（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貓狗同行

貓狗同行（隨感）

港鐵宣布，由五月一日起，試行為期兩個月的「貓狗同行」計劃，容許寵物主人帶同貓狗在周末及公眾假期乘搭屯門輕鐵。港鐵表示，會在試行計劃期間測試乘客安排等，如有需要會延長計劃。在「貓狗同行」計劃下，寵物主人只能在周末及公眾假期帶寵物乘車；必須使用每節車廂的最後一道車門上下車；上車前必須已經將寵物放入寵物袋，中途不可開啟。目前的試驗計劃只容許小型寵物乘車，寵物袋的長、闊、高相加尺寸不可超過一百七十厘米、任何一邊的長度不能超過一百三十厘米；不能使用手推車或有輪子的箱，乘車期間寵物必須留在寵物袋中，寵物的四肢和尾不可以露在袋外。

另一方面，康文署宣布，將於未來三年在全港增設二十個「寵物公園」和「寵物共享公園」，讓「狗狗」和主人使用。全港目前有五十五個「寵物公園」和一百八十個「寵物共享公園」，面積普遍超過四百平方米。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出，康文署對開放轄下場地作為「寵物公園」和「寵物共享公園」，持開放和積極態度。不過羅淑佩稱，考慮到寵物在沙灘上便溺會比較難處理，現時未考慮於公眾泳灘、水上活動中心和度假營等設施，增設「寵物友善空間」。有議員問房屋局會否重新考慮，讓公屋住戶登記新飼養的狗隻。房屋局長何永賢回覆稱，無意放寬現行政策。

所謂「寵物公園」，是專門給予寵物使用的場地，一般會設有圍欄及雙重閘門，以防止寵物走失。場地配套設施一般包括有狗糞收集箱或者狗廁所、洗手設備，部分場地更設有供寵物專用的遊樂設施及飲水器，以及休憩草坪等。而所謂「寵物共享公園」，則並非是專門設計給寵物使用的場地，而是將現有的公園開放予市民攜同其寵物共享，康文署會按實際情況及需要於場地額外提供基本配套設施，例如狗糞收集箱和洗手設施等，方便市民及其寵物使用。市民在場內需以帶或繩子牽引其寵物，並加以妥善管束，以免滋擾其他場地使用者。同時寵物主人要負責清理寵物的排泄物，並保持環境清潔衛生。

據有關統計數字，每六個香港人之中就有一個人飼養寵物，顯示許多香港人喜歡飼養寵物，一般多是貓狗，也有不少人飼養鸚鵡、鷯哥、畫眉等鳥類，有人飼養爬行類動物，五花八門，各有所好。寵物特別是貓狗，是人類的好朋友和好幫手，對人類生活很有幫助，例如「導盲犬」；有時對於人類的情緒、心理有療癒作用，例如「貓狗醫生」；更不用說那些不是寵物、而是肩負使命為人類做事而衝鋒在前的警犬、緝毒犬了。港鐵的「貓狗同行」試行計劃以及政府增設寵物公園等「寵物友善空間」，顯示當局正視市民飼養寵物的實際情況，盡量方便市民帶同寵物出行和活動，很受寵物主人歡迎；對於飼養寵物的市民來說，政府的「寵物友善政策」的確是一項「德政」。

老牛自己不養貓狗，本來對上述新聞報道漠不關心。不過，因為每天做運動都經過一個「寵物公園」，路上不時看到有狗糞便，所以留意政府有何政策平衡不同人士，即飼養寵物者和不養寵物者的不同需要和期望，如何讓不同需要的市民都感覺到愉快。我老牛每天清晨都去九龍城某處的一小片草地做運動。草地旁邊有一個設施齊全的狗公園，不但有狗廁所、狗糞收集箱，還有木架、穿洞、小橋等狗隻活動設施，有小草坪和洗手噴淋設備。每天從早到晚都有市民帶同狗隻來活動，甚至有人是專程駕車來的。但也有極個別的狗主人，把狗隻帶到狗公園旁邊的小片草地（就是我老牛做運動的地方）來「蹓狗」散步，讓狗隻在草地上「方便」。有的狗主有責任心，狗隻「方便」完後立即將糞便撿走；但也有個別狗主「闊佬懶理」，任由狗隻四處「方便」而不作處理。

老牛每天去到草地，首先看看有沒有「地雷」，如果看到，就撿幾片樹葉遮蓋，目的是做個記號，好讓康民署負責公園清潔的人員容易發現和處理。另外，由出門到草地的路上，有時在其他許多行人的大街大路，也不時見到有一堆堆大大小小的狗糞便，早上趕返工的市民一不小心踩到，便會將狗糞帶到更遠的地方甚至帶回家。我曾經向在公園巡視的康文署職員投訴，職員無奈地說︰「我們不是二十四小時在這裏看管，總有看不到的時候，我們也沒有辦法。」

我老牛自己不養寵物，但不反對人家養寵物，因為每個人都有自由。不過，有時看到狗主給小狗穿小鞋，就覺得如此「寵」法違反生理和自然，其實是害了小狗。最近看到一段蔡瀾談論飼養寵物的視頻，畫面上的狗主人對小狗「攬攬錫錫」，又是親嘴又是餵食物，包括主人自己吃的豬扒，甚至朱古力。蔡瀾不由得罵了一句「他媽的，你對你自己的父母有這麼好嗎？」蔡瀾的感慨很有道理，有些人真的對小狗比對自己的父母還關心疼愛，那就有違常理了。當然老牛不會過問別人如何愛錫自己的寵物，也不去理會狗主是否對小狗好過父母。只是想藉此小文，提醒那些不負責任、沒有公德心的狗主，真的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寵物，不要讓狗隻到處「方便」，以免惹人反感。（二零二五年五月七日）

美國制裁

美國制裁（時評）

美國政府香港時間四月一日宣布，制裁多名香港及內地官員，包括律政司司長林定國、駐港國安公署署長董經緯、警務處處長蕭澤頤、特區國安委秘書長區志光，兩名警務處助理處長（國家安全）趙詠蘭和王忠巡。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新聞稿表示，這次制裁五名香港官員，是因為他們執行的政策削弱了香港自治權，並且有居住在美國的個人受到港方跨國打壓。美方表示，這次制裁行動以及向國會發表的「香港政策法報告」，表明了特朗普政府決心對剝削港人權利，以及採取跨國打壓的人士追究責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隨即發表聲明，對於美國透過所謂「制裁」恫嚇維護國安的中央和特區官員，表示強烈譴責。政府的新聞稿指，美國的「制裁」再次顯露美國霸權主義下的野蠻，與美國近期對不同國家及地區施以欺負和壓迫手段的霸凌野蠻同出一轍，特區官員對美國的所謂「制裁」嗤之以鼻，會繼續堅定不移維護國家安全。政府發言人指出，潛逃者被通緝和被法院發出拘捕令，並非因為他們「行使發表的自由」，而是因為他們一直潛藏在美、英、澳等地，繼續從事危害國安的勾當，「美方卻包庇其惡行」，特區政府因此有需要依法採取一切合法措施，以強烈打擊有關行為。美方刻意抹黑特區政府依法採取的措施及行動並散播不負責言論，試圖混淆視聽，特區政府對此表示強烈不滿。

政府發言人稱，美方多年來無視國際法的不干涉原則，肆意干預別國内政，扶植代理人、策動「顏色革命」；中央和特區訂立港區國安法和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令美方策動顏色革命的陰謀無法得逞，美方則極力詆毀盡責的香港官員，實施「制裁」，其實正是典型的無恥、虛偽的雙重標準。

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被問及中方對於美方制裁香港和北京派駐官員有何看法時表示︰「美方再度發布充斥謊言謬論的所謂報告，抹黑『一國兩制』，攻擊香港國安法和香港國安條例，詆毀香港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狀況，干預香港國安案件審理。這種卑劣行徑，嚴重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粗暴踐踏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充分暴露美方破壞香港繁榮穩定，遏制中國發展的險惡用心，中方強烈不滿、堅決反對，予以強烈譴責。」

被制裁的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回應說，制裁對他工作及生活毫無影響，最佳應對方法是沉著應戰，更團結、更努力、更堅決地維護國家安全。林定國說得好。其實，在這次老美「制裁」之前，由二零一九年有人藉口「反修例」發動「黑暴」起，就有多名港府官員被老美「制裁」，包括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及時任政務司長、現任行政長官李家超。被「制裁」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不能取得美國入境簽證，銀行擔心被美國制裁影響業務，也不允許林鄭使用銀行服務。當時林鄭月娥就表示，自己沒有興趣去美國旅行，不能入境美國不要緊；發薪用現金、日常生活用現金，不用銀行服務也不要緊；制裁對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完全沒有影響，自己仍然會堅持做正確的事。

特區政府發言人的聲明，切中老美所謂「制裁」的要害。二零一九年中，老美藉「反修例」之機在香港策動「顏色革命」、鼓動受蒙蔽的年輕人以縱火、堵路、打砸的手段擾亂社會秩序，企圖迫使政府就範。今日回望二零一九黑暴過程，可以知道幕後策劃者擬定的「劇本」是︰第一步，先將政府的修例曲解為「送中」，然後以「反送中」為號召鼓動民眾反對修例；第二步，把警方的維持治安行動指為「濫用暴力」，然後扣上「黑警」帽子，進而癱瘓甚至解散警隊；第三步，鼓動年輕「勇武」者縱火、打砸、搞亂社會，引誘政府請駐軍出動平亂，一旦北京中計，就可以大肆宣傳「一國兩制玩完」，把香港拖垮。

但北京看透了幕後策劃者的陰謀，最終沒有「中計」派解放軍出動平亂，倒是黑暴行為迫使北京出手推出「港區國安法」。香港警隊不畏艱難堅守崗位止暴制亂，接連處置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等多處極亂現場，社會逐步由亂及治、回復安寧。老美的陰謀最終不能得逞，惱羞成怒，於是接二連三對北京和香港相關官員「制裁」，同時對畏罪出逃者予以包庇和支援，讓他們在香港以外的「安全地方」繼續大放厥詞、大潑污水，進行反中、反特區政府的活動。特區政府對相關違法者在法律允許之下進行追緝，是應有之義。

二零一九年下半年的「黑暴」，其實就是老美在世界各地策劃的「顏色革命」的一部分。許多年輕人在一些「名嘴」、「學者」鼓動下，在「英雄主義」驅使下，狂熱投入暴力行動，當時有人甚至打出「請美軍來救香港」的標語，也有媒體拍攝到有外國人在示威、暴動現場指揮和調度，也有媒體拍到有人提供示威裝備和資金，可見外國勢力介入甚深。當時只有少數人被捕甚至判囚，大多數參與者都僥倖逃脫。這些曾經參與者許多人沒有反省自己是否有做錯、是否受人唆使，只是對政府、對執法者充滿仇恨、對被囚者充滿同情。老美高調「制裁」處理國安事件的官員，正是對曾經參與「一九黑暴」者的鼓勵和安撫，以彰顯老美作為後台老板的義務和責任。

一些曾經投入所謂「反修例」運動的人，或者同情、支持參與「黑暴」的人，雖然自己沒有參與暴力行動，或者曾經參與但僥倖逃脫沒有被捕者，內心仍對政府不滿、對北京頒布國安法懷恨在心，他們抗拒北京和特區政府的宣傳教育和解釋，只會繼續接受那些流亡海外的「名嘴」、「公子」對北京和特區政府的攻擊和抹黑的資訊，仍然相信那些「精神領袖」的謊言，在行動上仍然會「軟對抗」、故意與政府的政策「不合作」。一些在「一九黑暴」時期進行暗中策劃、以金錢和物資支援的「地下人物」、「狗頭軍師」，仍然甚為活躍。所以新任警務處長周一鳴說，暗湧仍在，不能掉以輕心。（二零二五年四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