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求效率

講求效率（隨感）

近日看到一則不起眼的新聞，大意是，內地某市學校致家長一封信，提及北京高層多年前要求減輕學生負擔，學校訂出具體做法︰若學生晚上做功課到指定時間（小學生到晚上九點、初中生到晚上十點、高中生到晚上十一點）仍未做完，可以不做，家長簽名證明，教師不予責罰。許多家長認同學校的「熔斷機制」，認為學生成長時期的休息和健康比功課分數更重要。在整個社會內部競爭激烈、學校爭升學率、家長爭排名的氛圍下，學校敢於反潮流、切實減輕學生負擔，確實難能可貴；家長看透社會的弊端，支持學校的新穎做法，為保護學生健康成長踏出重要一步，也實在需要勇氣。

如果從學生的學習成效、教學成果的角度看，問題的重點不是花多少時間做功課，而是在指定的時間內能夠達到預期的學習效果。四十幾年前，老牛目睹讀初中和小學的小親戚，下午五點放學回家，打開收音機（那時還沒有電視機），耳朵聽着電台的故事，手持鉛筆寫作業，聽到嘻嘻笑就停下，然後又寫幾個字。這樣磨磨蹭蹭做到晚上七點，吃晚飯、洗澡，然後繼續做功課，到晚上十點還沒有做完。本來學校預計，初中生、小學生每日做功課（寫作業）的時間約一小時；但在心不在焉、拖拖拉拉的學生手上，竟然做四五個小時還做不完。如果按現今學校的「熔斷機制」，這樣的學生怎能有學習效果？

反觀同班級的另一個小親戚，每日按時作息，放學後參加學校安排的一個小時的課外活動，回家就立即做功課，做完功課還可以有時間自學英語，從來不必熬夜溫習、應付測驗考試，成績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英語特別出色。幾年後她隨家人移居美國，很快便適應當地生活並考入大學。兩個同齡、同班、同教師、同功課壓力，但不同家庭環境的學童的成長比較，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不在乎是否名校、名師、專業輔導，學童個人專心專注、抓緊時間、講求效率是學習成功最重要的環節。

不論是「社會主義」社會抑或資本主義社會，不論是學生學習抑或職場謀生，都應當講求效率，就是在較短的時間內做較多的事，才是成功之道。如果浪費時間、不講效率、在指定的時間內未能完成預定的工作量，當然比學習和做事有效率的同學或同事表現差。八十年代初，中國內地「改革開放」正如火如荼推進，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和試點的深圳，有一句著名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就是後來向全國推廣的「深圳精神」、「深圳速度」。這句口號是對內地之前二十幾年的被曲解的「社會主義」，即是「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食大鑊飯、平均主義、不講效率思維的大顛覆。

老牛幾十年職場生涯，也曾遇到習慣拖拖拉拉、喜歡「磨爛蓆」工作方式的主管。本來最遲可以在下年六點就做得完、不必熬夜的工作量，總是要拖拖拉拉（美其名曰「精益求精」）、熬到凌晨兩三點甚至四五點；總以「夜以繼日」為樂趣，以為「越夜越精彩」，總是要拖到「筋疲力竭」才「盡興而歸」，一眾員工也只好陪着喜歡「夜戰」的主管熬夜。工作時間長必然令辦公室使用的照明和冷氣系統的用電量增加，主管也曾因此被行政部門多次警告，但總無法改變已經形成的壞習慣。直到後來，媒體報道一名經常熬夜的關姓資深傳媒人，某日凌晨下班回家後突覺不適，送到急症室，急救無效猝死。此不幸消息經媒體報道後，慣於拖班「磨爛蓆」的主管才有所收歛，但不久又死灰復燃。民國時期的著名文學家魯迅先生曾說過︰「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員工的寶貴生命就在無效益的拖拉之中消耗了。空耗時間、不講效率、沒有效益、浪費生命，其實是最大的浪費。（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兩任港督

兩任港督（憶舊）

中年以上的香港人都記得香港最後兩任總督︰衛奕信和彭定康。衛奕信是英國政壇少有的「中國通」、「知華派」。「衛奕信」本來規範的譯名應是「大衛．威爾遜」。他曾在香港學習，識中文，懂漢語普通話，他給自己起的中文名叫「魏德巍」，就是取「威爾遜」普通話發音作為姓，名字「德巍」則是「大衛」普通話發音的近音。衛奕信專門研究中國近代現代史，大學畢業加入英國外交部，曾派到北京任英國駐華使館秘書，又曾任前港督麥理浩的政治顧問，參加起草「中英聯合聲明」，曾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組長。他對香港自然環境極喜歡，閒來經常郊遊、行山，「衛奕信徑」是他常行的路線。

由於第二十六任港督尤德爵士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訪問北京時突然去世，衛奕信被任命為第二十七任香港總督，一九八七年七月到香港履新。香港「師爺」們認為他原用的中文名「魏德巍」以粵語發音不吉利，「魏」與「偽」同音，「巍」與「危」同音，都含不祥之意，於是按名字「威爾遜」的粵語讀音，為他改中文名為「衛奕信」，「衛」是保衛、捍衛之意，「奕」即大也，「信」是言必信行必果、重承諾守信用，含義甚好，於是上任即用香港為他定的中文名。

衛奕信溫文儒雅、處事溫和、親民有禮，市民對衛督印象甚好。五年任期內完成多項大型基建工程，特別是在經濟低迷時，推動大型建設，振興經濟，商界及普通市民都受惠。但幾項大型填海造地計劃，特別是計劃發展大嶼山、推平赤立角興建新機場的「千億玫瑰園計劃」則備受爭議，中方質疑是要花光香港儲備。後來英方與中方多次商討、解釋興建新機場的必要性，雙方取得共識，填海工程得以順利展開。衛督任滿離港時，港人多表示依依不捨。

接替衛奕信的彭定康，原本是英國保守黨主席，因為國內政治紛爭失勢，被上台成為首相的馬卓安（中方譯為「梅傑」）派到香港出任第二十八任總督。彭定康在英國時，規範的中文譯名是「克里斯蒂．栢騰」。確定派來香港時，香港「師爺」取「栢騰」的近似發音「彭定」，「克里斯蒂」取一個字「康」，寓意香港社會安定繁榮、民眾平安健康，極好意頭也。末代港督彭定康到任後落區巡視，表現親民，在上環西餅店食「蛋撻」、到訪涼茶鋪飲「廿四味」苦茶的照片充斥報章，極得市民好感，「為食肥彭」之美名不脛而走。

不過，肥彭帶着英國政府指令而來，上任後並不在意經濟民生，而是大力推動政改。當時的歷史「節點」是︰北京在一九九零年四月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當中規定了香港的制度、管治架構、政府組成、立法機構組成及今後的政制發展等方面的原則。本來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前的五年，即媒體常說的「後過渡期」，香港的政制應當與九七年七月一日才實施的「基本法」銜接，香港才可以「平穩過渡」。但九七之前的香港仍是港英管治，港英政府有權在這五年之內處置政制事務。肥彭到任後，特意擴大立法機構的民選成份，為日後「泛民」力爭「一步到位」實行「普選」製造了幻想空間。

北京目睹肥彭在政制問題上的「小動作」，但因為其時仍是在港英治下，中方無何奈何。既然立法會不能如「直通車」般由港英時代「直接過渡」到特別行政區時代，中方只好邀約政界人物到一河之隔的深圳開會、成立「臨時立法會」（臨立會），以備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平穩過渡」到七月一日；而回歸前的立法局議員則到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全部「下車」。回歸前夕的立法局匆匆忙忙通過一大堆法例，故意為日後的特別行政區設置許多障礙。當時的北京港澳辦主任魯平被肥彭的「小動作」氣得七竅生煙，直斥肥彭是「千古罪人」。

不管中方如何痛罵，肥彭仍可以「堅守崗位」至最後一刻。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港英管治香港一百五十六年的最後一夜，大雨滂沱。中英兩國領導人以及政經名流，在會展中心舉行交接儀式。電子媒體全程直播，看到肥彭冒雨接過徐徐降下的香港旗、小心摺疊好，然後登船離開維港水域，肥彭眼中淚水和雨水交織，神情落寞，揮手向圍觀市民道別。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

彭定康離開香港返回英國，那時英國還在「歐盟」大家庭，於是英國政府派彭定康到歐盟任職。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四年，彭定康出任歐盟外交專員，期間以歐盟外交專員身份訪問北京，與當時的北京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言談甚歡，幾年前的「千古罪人」，今朝竟然成為江總書記的座上貴賓。以往在香港問題上政治紛爭的對立，在香港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之後已經成為過去、煙消雲散，罵他「千古罪人」的魯平也已退下。當然那是後話。彭定康一直堅持他的政治立場，堅持認為他任內是香港最好的時期、他設計的民主制度是最符合香港的政制。他從未講過九七過渡後香港特區的一句好說話，倒是為「一九黑暴」撐腰、指責港區國安法、向「二十三條立法」潑污水。（二零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鐵腕反腐

鐵腕反腐（亂彈琴）

中共二十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第四次會議近日在北京舉行，習總書記一月六日在會議上作重要講話。他強調，新時代以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和反腐敗鬥爭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成效有目共睹。要始終保持反腐敗永遠在路上的堅韌執著，保持戰略定力和高壓態勢，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讓，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堅決打好這場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

習總書記強調，腐敗是中共面臨的最大威脅，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面對黨內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突出問題，要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不斷純潔幹部隊伍，維護了黨的形象，鞏固了紅色江山，贏得了確保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的歷史主動，贏得了黨團結帶領全體人民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共同奮鬥的歷史主動。當前反腐敗鬥爭形勢仍然嚴峻複雜。腐敗存量尚未清除，增量還在持續發生，剷除腐敗滋生土壤和條件任務仍然艱巨繁重。

老牛完全同意習先生的論斷，完全相信執政黨的「自我革命」、「從嚴治黨」、「有腐必反」的決心，以及打好這場「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的有力行動。正如習先生所說，進入千禧年代這二十幾年來，執政黨一直高調反腐反貪，一直決心打大老虎，二十幾年來不斷有省部級高官因貪腐下馬。但是「存量未清，增量持續」。在我老牛看來，顯然不是決心、力度、方法存在問題，而是制度本身、反貪反腐機制本身存在問題，就是只強調「自我完善」，不敢讓人民監督。

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人民群眾相信執政黨最高領導層懲治腐敗的的決心和能力，執政黨應該相信人民的監察力量。今天的貪腐官員，正是毛澤東五十多年前所指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今天我們當然不能像毛澤東那樣，再次發動「文化大革命」式的「群眾運動，去處理「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可以調動人民群眾的監督力量，打一場圍剿貪腐的「人民戰爭」。所以老牛建議執政黨，讓社會大眾協助執政黨的反腐反貪工作，讓社會監督、輿論監督、群眾監督常態化。

如果執政黨只是停留於「自我革命」、「純潔隊伍」的口號和行動，而不敢或者不屑讓社會監督、輿論監督、人民監督，讓社會和人民群眾的壓力來達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標，恐怕仍然有個別政幹部抱着僥倖心理以身試法。如今一些地方或部門黨政機關以及幹部隊伍中，已經形成大面積、團伙式、藤蔓式的貪腐網，潔身自愛的幹部被孤立、被排斥、被抵制，因而被迫同流合污或者自我邊緣化。最高領導層如果不正視幹部隊伍中互相包庇、攻守同盟、瞞上欺下的現實問題，反貪反腐未能從制度上設立監督，必定仍然會是肅而不清。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出現「政治風波」之後，當政者為求保住自己的江山、為把民眾的注意力從政治風波難題引開去，重申改革開放、鼓勵人們努力掙錢。但這種積極引導的結果是全社會不擇手段「向錢看」，全社會道德淪喪。當局以為人民只要生活好了就不會對政府不滿，因而放手讓人們掙錢，許多走邪門歪道的真是「先富起來」了，但黃、賭、毒泛濫成災，黑白勾結，官場貪腐成風。經濟高速發展，付出了貧富懸殊、道德淪喪、社會衰敗、人心渙散的沉重代價。

二十多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已查明情況公之於眾的貪官越揭越多、職級越來越高。從副省級的王寶森、胡長清、副部級的田鳳山、李紀周、王雪冰、紐茂生，副國級的成克傑，到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裝備部長谷俊山，最近還有中宣部系統、銀行系統、政協系統甚至一些被視為「清水衙門」的宗教部門，省部級甚至更高級別官員一個一個被拉下馬，這總不能說是黨的光榮。一方面，多年來共產黨不斷在「三講」、「三個代表」、「先進性教育」等一系列形式主義活動中教化黨員，但另一方面，卻不斷爆出新的貪腐大案，這只能說明有人無視黨紀，而迴避社會監督的黨內教育「自我完善」、「自我革命」已失效。

有過文革前生活體驗的人，對黨的「先進性」別有一番體會，雖然那個年代也有犯錯誤的黨員，但畢竟是極罕見的少數，許多共產黨員還是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的，起碼是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忘我奮鬥不畏艱難的先進分子。可是到了今天，那些貪腐官員已經配不上共產黨員的稱號。如果共產黨還相信自己代表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那就應該表現出自己道德上品格上的先進性；如果自甘墮落、自我沉淪，那就不僅亡黨亡國，貪腐官員自己也將被歷史洪流吞沒而滅亡。（二零二五年一月十一日）

童心未泯

童心未泯（憶舊）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老牛留意到香港多家報紙有漫畫版，並聲明「歡迎投稿」，於是由一九八八年四月起，嘗試創作漫畫，向某大報漫畫版投稿。某一天晚上，負責漫畫版編輯事宜的漫畫家洪流先生打電話給我，說收到我寄到報社的幾幅漫畫，將會採用其中一幅。他說我的繪畫基本功好，也有漫畫味道，但還要在構思、意念、造型方面下功夫；他說漫畫要有幽默感、要「趣化」、要有想像空間、要適當借用中外典故、流行文化、民間習俗等元素幫助構思和創作。洪流先生的一番鼓勵，老牛深受鼓舞，由此一發不可收，開啟了創作漫畫的生涯，一直持續了二十幾年。我一直視大膽選用我的漫畫拙作的洪流先生為恩師和「伯樂」。後來洪流先生移居北美，我與他仍有聯絡；有一年洪流先生回港處理私人事務，我約他在銅鑼灣一家酒店的中餐廳吃飯，以表「謝師」之情。

一九九八年初，這家原創辦於上海，四十年代在香港出版「香港版」的百年文人大報，也要面對市場萎縮、經營困難的境況，主持者努力革新，企圖改善狀況，爭取更大讀者群及爭取更多商業廣告。一日，該報編輯打電話給我，約我為該報新設的「童真」版畫漫畫。「童真」版是彩色版，每月兩次刊出，內容有適合兒童的品德小故事、小朋友益智活動的小遊戲、小學生作文選、思考題、描圖等等。我明白這個版的大致構思，於是設計了一個故事人物「小方」，把這個漫畫專欄定為「小方週記」，每次都畫成有故事的四格漫畫。

香港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標誌之一，就是各種信息包羅萬有。有的報章定位為「市民報」，不但有賽馬資訊，更有成人內容甚至色情版，這類報章不能進入校園。當時只有幾個沒有賭博、色情內容的報章可供學校訂閱。這家百年大報是可供學校訂閱的報章之一。我為該報「童真版」畫專欄，當然要顧及報章的立場和兒童讀者的思維水平和接受能力。「小方週記」的四格漫畫以小學生生活場景為背景，內容述及家庭、學校、社會層面，以四格短故事帶出循規守法、聽從教導、尊師有禮、守時、勤奮、環保、親近大自然、自己的事自己做、家長以身作則等正面信息。

一九九七年七月香港回歸，其時正面臨亞洲金融風暴，香港在中央支持下奮力抗擊國際炒家對香港金融體系的衝擊。整個社會的經濟環境以及媒體生態正在改變，隨着電子媒體越來越發達，紙質實體報章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該百年大報面對市場收縮、廣告減少、租金上升、原料加價的壓力，經營越來越困難，辦公室由港島傳統商業區遷到邊遠工廠大廈，裁減版面、壓縮人手。「童真版」堅持了大半年，無法再繼續了，到一九九八年十月底，出了最後一期；十一月改版，「童真版」取消了，專為這個版設計的「小方周記」四格故事漫畫也告一段落。（二零二五年一月四日）

正向思維

正向思維（隨感）

去年四月，在港初中同學棉兄約一眾同班同學聚餐，席間我提及，有校友告知，我班同學德哥疫情期間去世。棉兄聞言道︰「好平常啦，我們都在排住隊了。」甚為坦然及樂觀。棉兄說，近日診斷出心率不整、血管收窄，醫生提醒要飲食清淡、不要過勞。但棉兄照樣不「戒口」，炆豬手、灼海蝦、蒸白蟮照食不誤。他說，「幾十歲人機器老化，肯定有這樣那樣的毛病，如果什麼都不敢吃，那還有什麼人生樂趣？」我老牛也有與棉兄類似的症狀，也見過心臟科醫生，乖乖地聽醫生忠告，認真「戒口」、依時服藥、堅持運動、正常作息，生怕出事。聽了棉兄一席話，真佩服棉兄的豁達灑脫，老牛自愧不如。如何面對老年病、如何調整心態，我認為應該有像棉兄那樣看得開的正向思維。

本來生老病死是正常規律，每個人都會經歷；相親相愛幾十年的老夫妻，總會有一個先走一步，這也是必然現象。老牛的同學和一齊下鄉的農友之中，已經有幾個人離世，遺下的配偶都同樣面對喪偶之痛和如何安排日後生活的問題。先走一步的，有另一半相伴到最後一刻；但未亡人就要獨自面對一切。十二年前牛太去世，一位大學同學給老牛電郵，說︰「先走一步其實是幸福的，因為有人陪伴到最後一刻；餘下的問題就要存活者承擔和面對，所以存活者比先走者更辛苦、更難受。能夠走出喪偶陰影、樂觀面對孤獨、妥善處理自己的身心變化，安排好晚年生活，才是真正的強者。我相信你是生活的強者。」

高中同學梁太的先夫十一年前去世，當時她有半年「收埋自己」不肯見任何人。老同學釗哥當時剛剛由美國返港「落葉歸根」，有一天跟我打完太極之後說︰「我現在去見見梁太。她說只肯見我一個。」我說︰「好。請你帶幾句話給她︰叫她推開窗戶，看看窗外的藍天白雲；打開大門，走去外面的翠綠草地。不要把自己關在陰暗的屋子裏，邁開腳步走出去，你就知道天空照樣藍、地球照樣轉，天沒有塌下來，地沒有陷下去。走過人生低谷，前景依然光明。希望梁太振作，走出喪夫陰影，好好生活。」據釗哥說，一番撫慰之後，梁太情緒好了一些。經過幾年的心理調整，梁太重新振作，天天堅持游水鍛煉、全情投入幫兒子的診所做事、不時約老同學飲茶，完全走出了喪夫的陰影。

退休多年的農友賢姐也是妥妥的生活強者。先夫老蕭十一年前去世，她寄情帶孫、日常生活照顧周到；孫女聰明伶俐，又學樂器又學書法，如今不知覺已經小學畢業了。賢姐善於安排自己的時間和日常生活，除了照顧孫女，空餘時間又參加「老人大學」的書法班，學寫楷書、隸書；之後又參加詩詞班，學寫古體詩詞。她身體狀況尚可，行得走得，孫女入讀寄宿學校之後，她不時約校友及舊日同事、農友去旅行，經常在「朋友圈」貼出到處旅行的「打卡」照片。據她在「微信」晒的照片，便知道近期去過粵北、新疆、雲南等許多地方。

定居美國多年的農友寶姐也是生活的強者。先夫華哥約十年前去世，當時她也覺得萬念俱灰，後來在家人和老同學的鼓勵下振作，先是回國探親，然後應同學和農友之約去旅行，顯然是她的高中同學和農友把她從喪夫的陰影中拉出來。二零一七年夏季，寶姐在內地旅行行程完結後，由廣州搭巴士到香港機場轉機返美，我由農友的信息中得知，便與寶姐電話約定，我去赤立角機場接她。寶姐先夫華哥是學長，比我高一個年級，與我在農場中學時同住一個宿舍幾年，互相幫助，情如兄弟，所以我視寶姐為嫂子。四十年不見首次重逢，我請她在機場餐廳吃飯再送她登機，言談中知道她夫婦四十年來的概況以及近況，知道她在美國很少同聲同氣的朋友，於是相約建立微信和WhatsApp聯繫，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互相支持，互相鼓勵，愉快過好晚年。

這幾年，按照約定，我一直與寶姐保持微信聯絡。寶姐告訴我，華哥去世之後，精神備受打擊，身體狀況大變，整整一年頻頻進出醫院。後來經過醫生觀察和評估，認為她有腦退化跡象，於是允許她加入當地老人院，可以居家，也可以在老人院居住，疫情期間都是居家，用電腦上網課。這家老人院大多數院友是身體健康的長者，不但生活自理，還很有活力。院方安排每星期由一到五的各種活動，包括唱歌、詩詞、游泳、體操、瑜伽、繪畫、書法等，有醫生、護士、物理治療師、心理治療師駐院。這些學習項目由專業心理治療師設計、安排和評估，都是延緩衰老、減緩腦退化症的「行為治療」的一部分。寶姐參加各項活動，甚為投入，自我感覺良好，如今思維敏捷，語言能力大為改善，繪畫作業常被選作院內裝飾甚至選為印製月曆、賀年卡，原本的腦退化症狀也減輕了。（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