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廬蝸居

茅廬蝸居（舊事鎖記）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四日凌晨，一場大台風正面吹襲海南定安縣中瑞農場，場部中學（當時稱為「五七中學」）幾幢瓦房塌了，壓死了一名教師和十多名學生。場部領導調合山一隊的我，和原在良世隊、後來調到基建隊的錦華，到中學任教師；同一批調到中學任教師的原基建隊僑生亞浩已到中學報到。但那時中學仍是一片廢墟，場部安排外包工趕建茅草房作教室和宿舍。到十一月中旬，六座茅草房基本完工，我和錦華才到中學去報到，被安排在操場房邊的一幢茅草房中間的一個房間；兩邊是初二級和初三級男生宿舍。

茅草房建造時為了避免雨水浸蝕柱子，通常屋簷垂得較低，進門都要低頭，應驗了「在人屋簷下哪有不低頭」的諺語，所以，即使用黃泥稻草糊牆時留了窗口，屋內仍然很暗；幸好這列茅草房正對著新推平的黃土操場，中午陽光猛烈的時候，室內也比較亮。一九七四年，我在當時的「兵團戰士報」和「海南日報」發表了多幅剪紙和宣傳畫，就是繁重教學任務之餘，在這樣的屋簷很低、窗戶很小、光線很暗的環境中完成的。

茅草房房間與房間之間的分隔，也是用黃泥摻和稻草糊成的泥牆，只比人頭高小許，擋住視線，便算是有一點「隱私」，但說話、響動都聽得見。一九七五年三月，我與摩鈴在中學結婚，「新房」便是在背向油庫、堆土建路而堵住小河溝形成的水塘旁邊的一列茅草房的左邊第四間；第三間是述池老師一家，第五間是萬美老師一家，小晶老師就住在左邊第一間。

一九七六年五月，長女小山在廣州出世，八月底暑假結束便冒著當時傳言「海口將會有地震」的危險，抱回農場，趕及新學年開學。但四個月大的小家伙晚上總是哭鬧，哭聲一起，便吵得整列茅草房每一家都睡不了。為了讓其他同事都享有寧靜的夜晚，也為了讓摩鈴晚上能睡一會，我便把小山抱到球場去，一邊踱步輕拍、一邊哼著腦子裏殘存的勃拉姆斯和舒伯特的「搖籃曲」哄她睡。那時候有一部朝鮮彩色故事片《金姬和銀姬的命運》，當中有一首當時很流行的「搖籃曲」，漢譯歌詞大意是︰「我可愛的寶貝啊，快快入睡吧，夜幕降臨天黑黑，快快入睡吧。長白山上的火星，燦爛輝煌。夜幕降臨天黑黑，快快入睡吧」。到後半夜小家伙睡着了，不哭鬧了，才抱回房間去。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晚上，三號台風吹襲海南，強風從油庫與豬場之間的空曠地帶吹過來，在小土坡上的中學正當風口，我和摩鈴住的水塘邊的那列茅草屋，被吹得搖搖欲墜。雖然早就聽當地人說，住茅屋沒有住瓦房那麼危險，因為瓦房會倒塌，石塊、桁條和磚瓦掉下來會砸死人；但茅屋不會一下子倒塌，而且金字架房頂也不會完全坍塌。但如今這茅草屋慢慢傾斜，眼看就快支持不住了，竹笪和木板釘成的房門也快推不開了，我們只好逃到屋外去。

摩鈴穿上布面厚雨衣，把十四個月大的女兒抱在胸前包著，我扶住她一起推開門衝出去。四周一片漆黑，只有狂風夾著大雨打在茅草屋頂和地面的聲響。球場上的籃球架被颳倒了，籃板斜臥在地上，我扶著潔靈頂風冒雨、一步一踉蹌，走到籃板下背風一面，摟著孩子蹲在滿是黃泥水的地上。一直等到凌晨，狂風暴雨慢慢減弱，才從籃板下鑽出來，跑到沒有被吹垮的課室暫避。

天亮後，風減弱了，雨也慢慢變小了。我鑽進倒塌了的茅草房，用砍刀割開房頂的茅草片，用力把被打濕了的被子、衣物、生活用品拉出來，晾在橫七豎八的木架上；珍貴的相片、書籍、速寫簿都泡在黃泥水裏，我只好一件一件撿起來，抹去黃泥和水漬，晾在被壓壞的破爛書桌和架床上。「茅屋為台風所破」、塌了卻沒砸著人，十四個月大的孩子平安無事，已經算是萬幸；書籍和速寫簿浸在黃泥水裏，我小心翼翼地撿起來，抹去泥巴，放在木柴堆上晾乾，雖然留着黃色「疤痕」，還是可以看得見；但相片被雨水泡壞了，粘在一起、破損了，就永遠無法復原了，則是金錢也無法彌補的損失。

在台風後的雨中，望著浸濕了的被子、蚊帳、衣物，我想起「床頭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的杜甫，想起「劉玄德三顧茅廬」的諸葛亮；體會到杜甫「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的困窘，理解他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的期盼，也明白諸葛亮「躬耕隴畝」、「自比管仲、樂毅」的自信和自得。

我在中學的茅草房住了四年半，在這樣的環境中備課、查資料、批改作業，也在這茅草房裏加緊溫習、準備參加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的文革後首次高考。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我在北京要求各地大學挖掘潛力、擴大招生的特殊形勢下，得到機會回城讀書，才離開我的「黃牛草堂」。八十年代初，我刻過兩個與茅草房有關「閒章」，一枚是「曾在天涯山間草堂」，另一枚是「傳愷草堂」。我以曾經當知青九年半、曾經住在茅草房四年半而自豪。（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功勳相機

功勳相機（憶舊）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多名廣州知青來到海南島中部母瑞山的國營農場，分配在合山隊，投入艱辛而繁重的體力勞動。知青們很快適應陌生的環境和難苦的生活。初踏足社會，家人難免掛心，大家都想給家人報個平安。那時個個都是「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猶」，看到從未見過的深山密林、青山綠水、白雲藍天、朝陽晚霞、層層梯田，總有一點「指點江山」的衝動，很想把眼前看到的景色拍下照片，然後寄回家去給家人看看，讓家人放心。大江看透了大伙的心思，悄悄對好友羊羊說︰「離家前夕我偷了父親的相機，如今帶來了，還有幾卷菲林，正好可以派上用場了。」

這是一部德國蔡司一二零相機，風琴摺疊式單鏡頭，可以拍六厘米乘六厘米的正方形，也可以把菲林盒的活門關上、拍成六厘米乘四點五厘米的長方形。那年頭相機可真是貴重物品、高級玩意，不但極少人擁有，許多人甚至見都沒見過，更不懂怎麼擺弄。大江是如今的相機主人，當然由他來操作。星期天休息，一大群知青便跟著大江鑽進橡膠園林段和防風林去，擺個「戰天鬥地」、「指點江山」的姿勢，或者擺個那時舞台上常見的「群像造型」，拍下照片，然後寄回廣州親人幫忙沖洗底片、晒成相片，然後寄回農場給大家留念。

一九六九年春，生產隊重新編班，一部分知青安排在農副班，多數知青安排在割膠班，開始學習割膠。一天上午九點多，割膠工人陸陸續續膠歸來，向著公路邊的膠水房方向集中。大江把相機掛在脖子上，站在公路邊的「合山大門」（寫著宣傳語句的柱子）旁，看到幾個女知青正挑著膠桶走向膠水房，便「抓拍」了走動著的「收膠歸來」；看到一大堆人正在膠水房下面的小溪（河溝）洗膠水桶，叫了聲「趕快過來，拍個合照」。十幾個正在膠水房小溪邊洗鋁桶的割膠班知青，以及在附近工作的農副班、基建班知青聽到叫聲，趕忙跑到「合山大門」前面，拍了個朝氣蓬勃的「小合照」。

那一年合山隊有基建任務，場部有關部門從外地請來「外包工」，在公路邊的稻田築起磚窯，在旁邊挖土打磚瓦，磚窯堆得像小山高。星期天休息日，一班知青走到磚窯去看熱鬧、爬到磚窯頂上去好奇的觀看。大江又拿起他的相機，拍下在磚窯頂「高高在上」的照片。流向膠水房的小溪，經過連隊瓦房外圍的老工人小伙房的一段，溪邊有幾棵四人合抱的百年大榕樹，巨大的枝椏和氣根組成的樹幹縱橫交錯，手腳靈活的年輕人喜歡爬到樹上去玩，大江又拍下了這「童心未泯」的鏡頭。

其他分場、連隊的同批知青，知道合山知青有人有相機，都羨慕得垂涎三尺，老是想借大江的相機回去拍照。大江說︰「相機是貴重物品，不是人人都會用，萬一弄壞了就誰也拍不了，所以決不外借。借機不行，借人可以。意思就是，誰想拍照，我去跟他們拍。」於是，大江和幾個合山知青便在星期天，步行到寶峰分場，為寶峰幾個隊的知青拍下珍貴的鏡頭。正因為大江充當攝影師，所以許多合照相片都不見大江的身影。

四十多年過去了，每一次知青聚會，每一次重溫老照片，負責整理圖片的沛強總會說︰「幸虧大江有一部相機，我們才有機會留下這些珍貴的記錄，大江應記一功，大江的相機是『功勳相機』。」疫情之前，合山知青在從化聚會，沛強又對大江說了這番話，大江才道出這部蔡司相機的故事。原來，這部德國相機是大江的父親四十年代末從香港帶回來的。大江的父親是廣州某大香煙製造廠的技術員，文革前夕是該廠負責人，文革當中自然被整得天昏地暗，扣上「走資派」、「帝國主義走狗」的大帽子，關在「牛棚」，不能回家。大江那時只是初中二年級，家中無人照顧也無人看管，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在「上山下鄉」大潮中，大江跟隨班上幾個要好的同學一起，報名去海南落戶，離家前偷偷把父親心愛的相機帶走了。這個「叛逆行動」固然把父親氣得半死，卻為記錄知青生涯立了大功。

這部相機不但記錄了大江父親被整的不堪回首的往事，也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時刻，讓我們可以重溫過去的風華正茂的青春歲月。幾十年後，大江的父親獲得平反、補回被扣的工資、安排了宿舍，生活改善了。到如今，大江自己也退休了，他的那部古董相機仍躺在家中的玻璃櫃子裏，同它的主人一樣，過著優哉悠哉的退休生活。這部相機拍下的黑白照片，仍在繼續訴說著五十多年前的遙遠故事，牽動著每個合山知青的心。（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三日）

 

藤竹背簍

藤竹背簍（憶舊）

老牛由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六月，在割膠班割膠幾年。割膠主要工具如割膠刀、收膠鋁桶、粗幼磨刀石，以及中筒水靴等都是公家發放的，但重要的輔助用具如頭上的割膠燈（初時我們用手電筒，後來許多改用礦石燈）和綁在腰間的藤竹背簍（俗稱「膠籮」）便要自己準備。知青們最初安排到割膠班，老工人都會為知青編織一個膠籮。膠籮的作用是放割膠刀、磨刀石、抹布、收膠刮，割膠時還用來裝著扯起的凝固乳膠線，所以是一件必不可少的用具，而且以夠大、夠深，能放得下一隻膠碗才好用。

巧手的家麟很快便學會編織膠籮。老牛看到，羨慕不已，也想學著自己編織，便向家麟「偷師」。仔細觀察和模仿、學做，才知道真的有點難度。為了編出來的膠籮容積夠大，一定要選用每節長約六十厘米的上好藤竹；編一個膠籮大約要用二十四條篾條，那就要三節藤竹；削成的篾條要厚薄適中，還要刮淨刮滑篾條邊、以免被鋒利的篾條邊口割傷。老牛學了一段時間，也可以編得成一個了，自己去割膠時綁在身上還不算太難看，甚有成功感。

一九七二年元旦假期之後，老牛與摩鈴的「好朋友」關係明朗化了，想送一件禮物給摩鈴。那年月，由於社會觀念和條件所限，決不會想到送什麼奢侈品或者裝飾品，老牛便想到，送一個自己親手編織的膠籮給摩鈴。幾經辛苦找到竹節夠長的藤竹、經過一番細心編織，終於織好一個較大的、實用的藤竹背簍，自己也捨不得用。一天下午開工集合的時候，我拿著這個親手編織的膠籮，走到摩鈴面前，輕輕說了聲「送給你」，便遞了過去。

這時八班的女工們差不多到齊了，河南軍工協和的夫人桂蘭正好在摩鈴身邊，看到這個膠籮，便一手搶了過去，說︰「夠大夠深，編得真好，就給我吧。」這個原本是送給摩鈴的膠籮，摩鈴自己拿在手上不到兩秒，還未看得清楚，便被桂蘭拿去了，只好無奈地說︰「好。你拿去用吧。」桂蘭把膠籮收在背後，對老牛扮個鬼臉，得意地說︰「你再編一個給她吧。」

老牛看得出，摩鈴很捨不得把老牛這件第一次送的禮物轉送給別人，但又不得不顯示自己大方和不計較。老牛也只好扮作「大方」，說︰「好吧，我再編一個。」其實以我老牛的笨拙十指，編得出這一個已經不容易，何況要有機會上山斬竹或砍木時、找到合用的長竹節藤竹，才有可能編得成一個夠深夠大好用的膠籮。過了一段時間，終於找到合適的藤竹，老牛再編了一個膠籮，但老牛總覺得，這個不及第一個編得好；之後老牛編過幾個膠籮，都覺得不及第一個編得好。自己親手編織一個籐竹背簍送給摩鈴，只是表示老牛一番心意而已；老牛相信，即使織得不太好看，摩鈴也能感受到老牛的心意。

一九七八年五月，老牛離開農場回城讀書的時候，把在割膠班時用過的磨刀石、鋤頭和砍刀，以及在炊事班時收起的牛角和羊角，都塞進行李，帶回廣州，因為那些用具都是十年知青生涯的見證，是無價的紀念品；可是沒有把藤竹背簍帶回城。因為離開割膠班之後到了炊事班，之後又到中學教書幾年，原本在割膠班時用過的膠籮和砍桁條用的中刀，早就被別人拿了去用；而且事隔多年，也許早就爛了。最近老牛想找材料試編當時那樣的背簍，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五十年過去，青春歲月只留下愉快的記憶，那時學過的手藝都忘記了。（二零二四年四月六日）

 

奪命台風

奪命台風（憶舊）

海南島處於南中國海，每年都有幾次受到由菲律賓太平洋面形成的台風的不同程度的侵襲。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們這批知青抵達海南之前，我們所在的位於海南島中部母瑞山區的農場就受到一次大台風的打擊；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四日凌晨的「第十四號強台風」（當時中國的台風以本年度出現次序命名），則是我們這批知青在海南經歷的一次最猛烈的台風。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一早，海南電台已經預告會有台風吹襲。半夜，台風在瓊海登陸；九月十四日大約凌晨一點半，狂風夾著暴雨撲向農場所在的母瑞山區。本來，每當電台預報有台風，農場由場部到生產隊的領導都非常緊張，手上有半導體收音機的金海和莫春把收音機一直打開，收聽電台的氣象預報。那天晚上，一聽到台風接近瓊海，大家都不約而同從床上爬起來，把可以防風的「桅燈」（有防風玻璃罩、不怕搖晃的煤油燈）點著，放在桌上，豎起耳朵聽著外邊的動靜。狂風呼嘯著，把我們住的那幢房子（在合山住點邊緣上，離公路和小溪最遠，地勢最高）的瓦面掀掉了，雨水打進房間，打濕了被子和衣服，我們不知道會有生命危險，還坐在「碌架床」下層談笑。

隊長老柴、副隊長老莫和書記老王等領導人穿著布面雨衣一直在戶外巡視，不時大叫「關好窗門、頂住大門，不要讓風灌進屋」，但是狂風還是沿著屋檐把瓦片颳走了，只差沒把房子吹倒。正當我們在暗自慶幸「房子倒還滿結實」之際，大約是清晨五點半，天還沒亮，老柴狂敲鐵鐘（那個用來做「鐘」的物體其實是一截大約一點三米長的鋼軌，敲起來聲音宏亮），叫道﹕「倉庫倒塌了，大家趕快出來搶救國家財產！」

動作快的員工穿好雨衣趕到公路邊的倉庫，看到瓦面平房的倉庫已被吹倒，屋頂的金字架橫樑壓在穀堆上，倉庫保存的大米、花生、油料、化肥、農藥等物資全都浸濕了。人們在老柴指揮下拆走倒塌的瓦面、木條，把被打濕的物資搬出來，轉移到沒被吹倒的辦公室和幾個空置的簡易房裏。我們這才知道，原來大台風會吹塌房子的！幸虧我們住的房子沒有倒下，不然我們都變死鬼了。一邊搬運大米花生，大家一邊談論半夜台風吹襲一刻的情況，有的女生說，用幾個人的鋤頭把都沒能把門頂住，窗也被吹脫了，瓦片全都飛了；有的男生說，看著瓦片飛走，看著雨水打進來，還沒想到真的會吹塌房子。

天慢慢亮了，公路上開始看到從場部方向過來的人，多數是中學生模樣的少年，他們都雙眼通紅、垂頭喪氣。據路過的人說，這次台風對場部一帶造成極大破壞，母瑞分場幾個隊都倒了房子，有幾個單位死了人；場部中學受災最重，學生宿舍倒塌了，壓死了一名教師和十六名學生。大家聽了都心情沉重，明白大自然的力量難以抵禦，也暗暗慶幸我們所在的生產隊雖然掀了瓦片、但沒有因為塌房壓死人，只塌了倉庫已屬萬幸。

到了清晨，雨還在下，風勢減弱了。海南電台新聞報道說，這次台風在瓊海登陸，瓊海縣城加積鎮許多房屋倒塌，死了六千人。後來，據當時正在瓊海海邊譚門鎮撈海花班工作的另一個隊的知青小寶說，台風把海邊的漁船拋到岸上摔得粉碎，把千斤重的油桶吹起砸在房頂上；他趴在地上死死抱住樹幹才沒被吹走，但看著被吹起的瓦片像砍刀一樣插在椰子樹幹上，拔不下來；海邊的房子全都掃平了。

這場特大台風，吹斷了農場的橡膠樹，吹倒了場部中學的校舍，壓死了一名教師和十六個學生。為了學校正常運作，場部來了指示，要把我調到中學去當教師，頂替被壓死的那位教師的工作。不過，台風過後，百廢待興。一方面，中學的瓦房都倒了，農場領導急召外來民工趕建茅草房作教室和宿舍，至少也得兩個月才建好；另一方面，台風把全場的電話通訊線路破壞了，場部正急於徵召人力搶修通訊線路，要求各隊派人到場部警通班，組成臨時「搶修架線突擊隊」。反正我已經是調離生產隊的人，隊長就把我放到架線突擊隊去，告知我架線任務完成後才到中學去報到。這對生產隊來說真是一舉兩得。

我接到隊長的命令，就提起背包到場部警通班報到。那一刻的場部也滿目瘡痍，雖然辦公室和禮堂都完好，但周圍的樹打得七零八落、宣傳櫥窗東歪西倒。我到禮堂的長凳上放下背包。加入突擊隊的壯丁只有七個人，由警通班兩個有經驗的青年班長帶著，開始了兩個月的拚命工作。

那時架設電話線用空心的水泥電線桿，比架電纜的電線桿小，大約五米長、尾徑約十厘米，約重二百五十斤，通常在平路的話，三個人扛不算重。但設計電話線路走向時，為了節省材料，通常都不是沿著公路，而是穿過山頭、樹林，盡量拉直線，這樣，每五十米豎一根電線桿，就得在山上沒有路的地方砍出路來，把電桿扛上去，穿樹林、爬陡坡、鑽石縫；有時坡度接近四十度，而且前中後三個人的腳下高度不一致，許多時候是兩個人受力，甚至中間一個人受最重的力。所以，三個人扛著電桿上山時要喊著號子、無論如何都要死命頂著，因為一腳踏空或者滑倒，就會三個人都被電桿壓死。

到了豎電桿地點，警通班的有經驗的老戰士就用「洞鍬」挖出一個大約七十厘米深的直洞，把電桿豎起放進洞去，再填上土，用洞鍬柄將泥土搗實。豎好電線桿後，警通班人員就爬上去裝橫擔、磁瓶，然後拉電話線。戶外的電話線用的是裸露的鋅鐵線，因為本身有重量，而且考慮熱脹冷縮的自然規律，不能拉得太緊太直。我們每天從早晨八點開工，中午幹到哪裏就吃到那裏，下午七點才回到場部飯堂吃飯，再到警通班下面的河溝去洗澡。那地方是一個四周有樹包圍著的水潭，水流不急，水深超過兩米，水質清而冰涼。一天的超強體力勞動之後，最舒服就是下水洗澡的一刻。

在架線突擊隊幹了大約兩個月，生產隊長透過到場部辦事的人通知我，說中學來了通知，茅草房宿舍和教室已經建好，叫我盡快到中學去報到。於是那年十一月中旬，我提著行李到了全是茅草房的場部中學，開始了我的「粉筆生涯」。（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日）

火海青春

                              （在住點附近土堆上合照。後排右三是錦洪）

火海青春（知青故事）

一九七零年初，春天橡膠開割前的勞動力密集黃金季節，農場的大開荒會戰正如火如荼進行。合山是老生產隊，住點附近的山林早已開發完，一九六九年四月「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組建之後，「大開荒」目標就放在較遠、較陡、石頭較多、土質較差的尚未開發地段。第一個目標是住點對面一個較陡的山坡，命名為「新三段」。開荒（把山林開闢成橡膠園）要經過砍芭（把開荒地段上的樹木和藤蔓砍倒）、燒芭（把砍倒一段時間已被曬乾的樹木和枝葉放火燒掉）、定位（在燒過的山坡上定出將要種植橡膠樹苗的位置）、挖穴（在已定位之處挖出準備種植橡膠苗的深坑）、擴行（把山坡上植樹坑附近的斜坡擴寬，挖成如梯田般的「環山行」），最後是定植（等下雨天把橡膠苗種到坑中）等幾個工序。

                                    （在住點宿舍前合照。最後排右一是錦洪）

一九七零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老工人老譚帶廣州知青吳錦洪去「新三段」燒芭。錦洪在文革發生時只讀到初中一年級，文革停課兩年沒有機會再上課，直到一九六八年底「上山下鄉」。他活躍開朗、勤奮肯幹、虛心學習、不怕勞累、待人熱情、與老工人關係好，甚得領導好評；他初到合山隊時被安排在農副班，後來安排在基建班，與負責趕牛車和拉木柴的老工人老譚一起工作。

                               （一九六九年五四青年節合照。後排左三是錦洪）

當日，合山一隊大部分人在兩公里外的對面山頭、十四段頂上的新地段砍芭，少數工人和知青在連隊大伙房的大廳學習文件。下午兩點，老譚帶錦洪到「新三段」視察，轉了一圈，然後回到左下角，錦洪從中間用砍刀開路進去，三點左右由中間開始點火，老譚等錦洪點著火了才由左下角點火。那天天氣很好，陽光猛烈，風特別大，由下往上吹，左下角的火頭剛點著，火隨風勢，不到十分鐘已經向上燒了十多米。錦洪在山腰上回頭看到下面的大火向上衝，馬上往山上跑。可是，原本是密林的砍芭地段的斜坡上，全是橫七豎八的被砍倒曬乾的樹幹、樹枝、藤蔓、雜草和樹頭、石頭，向水平方向移動一步都十分困難，更不用說向山上的方向走。錦洪向右艱難移動了一百多米，再向右上方衝過去，卻不及山下的大風裹挾著的火苗來的快，在離右上方防火帶小路大約十三米遠的一個約四十厘米高的大鳳凰樹頭旁邊跌倒，就再也不能站起來了，大火撲向錦洪，燒焦了他的身體，背上留下一個淺色的背心印痕。

                              （知青重訪農場與合山隊老工人合照）

正在對面山頭砍芭、以及在連隊飯堂學習文件的老工人和知青，遠遠看到一個穿白背心的人在火場倒下；炊事員銓卓剛好挑開水到開荒林段，告知大家燒芭出事，眾人立即丟下手中的活計，向燒芭的「新三段」跑去，但火光熊熊、烈焰衝天，正在燃燒的乾樹枝「劈劈啪啪」響作一團，人們無法靠近火場。待火舌稍低，搶救的人們才冒著被燒著的危險衝上山坡。家麟、忠文、淑然、惠芬四個知青最先到達出事地點，忠杰、小晶、素儀、耀權、有荃等知青陸續趕到，撲滅附近的殘餘火苗，冒著餘熱高溫，和隨後趕到的老工人一起，用擔架把錦洪的被燒得屈曲僵硬的軀體搬下山坡，停放在公路邊一處草地上。

                              （一九七零年大開荒，挖環山行梯田）

黃政海團長乘吉普車趕到出事地段，凝視火場和停在路邊草地的錦洪屈曲變形的軀體，默默掏出自己的手帕，親手抺去錦洪遺體上的灰燼和血水，然後叫文書惠芬到合作社扯十幾尺白布，把錦洪的遺體蓋起來。忠杰在錦洪出事的大鳳凰樹頭，撿起燒剩的皮帶和衣物碎片。機運隊派車送來棺木，立德和沛強隨車趕到出事現場，看到眼前恐怖火場和錦洪被燒焦的軀體，痛哭失聲。

                                   （圖中間現役軍人是一師五團團長黃政海）

立德、耀權、忠杰、沛強等人為錦洪的遺體穿上他平時愛穿的舊軍裝、解放鞋，戴上舊軍帽。但是遺體被燒得屈曲僵硬，無法像正常人那樣穿衣服，於是按老工人的教導，把衣服背後剪開，由前面套上去，然後放進棺木。但一副棺木放不下，屈曲的手伸到外面，只好向基建隊再要一副棺木，反過來覆蓋在上面；沒有平面不能釘釘，老工人就用藤竹篾條把兩副棺木綑起來，然後運到水坡路口的墳地。天已經黑下來了，幾個強壯的老工人已經挖好了一個比人高度還要深的墓穴，人們用藤竹篾條把棺木緩緩放進墓穴，立德、沛強、忠文、素義、忠杰、耀權、有荃以及大批知青和老工人，打著手電筒向墓穴填土，含淚向錦洪告別。

                                        （初到農場時的活動。後右一是錦洪）

錦洪下鄉不到兩年，便在勞動中「因公死亡」，令人痛惜。團領導對此事十分重視，派連隊文書惠芬陪同現役軍人，把錦洪的遺物送回廣州，交給錦洪的家人，代表農場（當時稱為生產建設兵團一師五團）和連隊領導，向錦洪的家人表示慰問；錦洪的家人深明大義，當時沒有提出任何要求，此事算是告一段落。許多年後，農友發現一本關於知青史的文集中，有一篇題為《無字的墓志》的短文，記述的就是錦洪燒芭喪生的故事。原來，作者是當時在團部政治處宣傳科搞報道工作的海口知青敦輝，他了解過整件事，但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未能寫成報道，只好把故事埋藏在心裏，二十年後才寫成沒有故事主角真實名字（只用「小A」代之）的紀念文章。

                             （一九九八年重訪農場，在革命紀念館合照）

一九九八年十月，知青下鄉三十周年之際，合山知青們參加了重訪農場的活動。我們帶著民間祭拜常用的香燭紙錢，乘汽車到水坡路口，找尋錦洪當年長眠的地方。可是那片墳地早已被野草和雜樹掩蓋，周圍的樹長得比碗口還要粗，連成一片樹林，不但沒有當年的木板製成的「墓碑」，就連墳頭墓塚的土堆也找不到了。我們只好在公路邊點燃香燭紙錢，向小樹林三鞠躬，然後向天空大叫﹕「錦洪，我們回來看望你了，你聽見嗎？錦洪好兄弟，安息吧。」

                              （靜臥在公路邊的錦洪紀念碑）

二零零八年，趁下鄉四十週年重返農場之機，原合山隊的老知青立德、忠杰、耀權、沛強、銓卓等人，與現任農場領導商討建立紀念碑的事。知青集資建碑不成問題，但佔用土地一定要徵得領導同意，而且碑文內容也得由領導拍板。一年之後，終於在當日錦洪出事後、遺體從火場搬下來停放的公路邊那片草地，立了一個小小的橫臥的青石紀念碑，以寄託我們的哀思。碑文寫的是︰「懷念為建設中瑞農場而在此長眠的知青吳錦洪」，不提時間、事件、背景、因由，也不提來自何方，只有農友兄弟姐妹們才明白碑文背後的故事。

                              （四十七年後各地老知青重訪農場）

錦洪去世四十七年之後，二零一七年三月下旬，原合山隊老知青立德、忠杰、素儀、沛強、銓卓、惠貞、大江、家麟、耀權等人，找到了錦洪的哥哥、嫂子和妹妹、妹夫，向他們報告了建造紀念碑的經過，並製作了一張題為《母瑞悲歌》的紀念光碟送給他們，以表達合山知青對好兄弟錦洪的永不消逝的懷念。（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母子話別

母子話別（憶舊）

一九六八年九月，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亂了兩年多，連毛澤東自己也無法控制局面，不得不在全國各省市實行軍管，要求各地盡快進入「鬥批改階段」、實現「大聯合」、「三結合」，建立革命委員會。停課兩年多的學校要「復課鬧革命」，然後在校的由初一到高三總共六屆學生都要「上山下鄉」，美其名曰「與工農相結合」，實際上是以當時停工停產、經濟瀕臨崩潰的狀況，政府根本無法安置這些早該畢業離校、並按計劃經濟政策安排工作的學生，所以唯一的出路是到農村去。

十月的「紅樓學習班」結束，同學們都返回學校去看下鄉去向的告示，了解到農村插隊、到農場落戶的名額，並聽取前來招工的人員介紹國營農場的情況。我並無聽招工人員的介紹，只是看了教學大樓走廊牆上張貼的公告表，與幾個要好的同學商量了一下，便報了名。十一月初，接到要去海南落戶的通知。我到學校斜對面的長途電話服務櫃台，打電話給正在從化上羅沙「廣州市第五『五七幹校』」勞動的母親，告知她我將要去海南島定安縣國營農場落戶，此一去未知何時才能相見，叫她請假回廣州道別。母親在電話中說︰「本來上級領導說過，近期許多幹校學員的子女按最高指示上山下鄉，學員和職工可以請假回廣州送行；但我的情況特殊，現正由工宣隊監督寫檢查，不能請假離開。」於是我說︰「你不能回廣州送別，那就我來從化幹校看看你吧。」

往從化方向的長途班車總站在小北登峰路，我坐上下午一點半的一趟班車，去到從化街口鎮已經三點半，還要走一段很遠的路才能到達上羅沙。我在路邊四處張望想辦法，後來見到一個老者騎自行車，看樣子是往上羅沙小路方向的，我上前對老者說︰「阿伯，我是由廣州來、到上羅沙幹校去找人的，你能搭我進去嗎？」老者說︰「我幾十歲人，怎麼騎得動？你要去不如你來騎、我搭單車尾吧！」我說行，於是我騎在車上，搭著老者往上羅沙。

大約下午五點到達幹校，找著母親，問候近況，兩名工宣隊在旁邊監視。五點半晚飯時間，母親買了兩份飯，與我一邊吃一邊聊，談談見聞，談談家事，談談身體，然後叮嚀一番，說了一堆諸如出門在外要照顧好自己、注意安全；要聽領導話、認真做事；遵守紀律、服從規矩、不要做失德事等等平時不知說了多少遍的老套話。母親說，幾十年來經歷過抗日戰爭、敵機轟炸、逃難、戰亂、天災、飢荒；能夠活到今天很不容易，我的生命很珍貴，我不會輕易放棄，我不會自殺。母親還說，她自己雖然有高血壓、偶爾會頭暈，不過身子仍硬朗，在幹校應付體力勞動還頂得順，叫我不必耽心。屋子裏一直有兩名工宣隊員在旁邊，母親只能說些任何人都可以聽的話，很多時間只是默默對視，相顧無言，許多該說的話都留在眼神中、咽進肚子裏。

吃過晚飯，天全黑了，我對母親說︰「同班同學申一民在廣州只有一個年邁的老爸，他去海南另一個農場，比我早幾天起程，我答應給他用縫衣車縫補好破舊衣物，好讓他帶著下鄉，所以今晚無論如何得趕回市區，連夜開工，明天一早拿去給他。」一位同在幹校的男教師有自行車，便搭載我離開幹校到大公路邊，看看能否找到什麼交通工具可以返回市區。我們攔截了幾部大卡車，都是運送豬牛的貨車或者其他貨物的車，司機不答應坐順風車。後來攔到一輛小吉普車，司機問什麼事，送我的男教師說，這位青年是從幹校出來的，要趕回市區輕工局。司機一聽便說「上車吧」，我就跟那位老師告別，上了小吉普。原來這輛車正好是輕工局的，接載五位「學毛著積極分子」到屬下三線廠去作「學毛著講用報告」，現正趕回市區，真是湊巧。於是司機加大油門一路飛馳，大約一個小時，晚上八點左右返到位於吉祥路口的輕工局大樓門口。

我送走了申一民等幾個去海南昌江農場的同學，之後幾天連續再送走去湛江徐聞農場、去湛江海康農場的同學，便輪到我們去海南定安的一百四十人出發。十一月十二日凌晨五點，外祖父和外祖母兩個老人扶著手杖、打着手電筒送我到學校集合，同學們揹著背包（用蓆子和棉被捆成揹在背上，模仿軍人行軍）、拿著皮箱、水桶等物品登上大卡車，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開行，駛向洲頭咀碼頭。外祖父母站在學校門口向卡車揮手，我們在開行的大卡車上向外招手，在黑暗中只有車聲和嘈雜的叫喊聲，誰也看不見誰在向誰告別。（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撰文，二零二四年三月十六日修訂）

註釋一︰文革期間在校中學生由初一到高三共六屆，因文革大亂兩年沒有畢業離校，史稱「老三屆」。

註釋二︰「五七幹校」源自毛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給林彪的信中提到，解放軍是一個大學校，不但學習軍事，還學工、學農；全國都要學習解放軍。其後某省為了對被「打倒」（因為文革批鬥而不能在原職位工作）的幹部集中進行思想教育和勞動改造，創設了寄宿農場，稱為「五七幹校」。寄宿沒有定期，長短不一。

註釋三︰「工宣隊」是文革大亂兩年之後，毛為穩定局面，由大企業抽調工人組成「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進駐學校和各機關、工廠企業，接掌權力，恢復正生產和教學秩序。其後在城市實行「軍管」，即由當地駐軍出頭組成「軍管會」接掌權力。

註釋四︰「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是文革大亂兩年後，為取代原有的黨委和政府而設立的權力機構，由革命幹部（經審查認為可靠）、革命軍人（軍管會代表）、革命群眾組織代表組成，稱為「三結合」；分成不同派別的群眾組織要聯合（即「大聯合」）然後公推代表進入「革委會」。

 

綠窗紀事

綠窗紀事（憶舊）

廣州一直是廣東省會，俗稱「省城」。一九二一年，廣州設立「市政廳」，正式成為「市」。市區內公私立小學歸市教育局管轄，需要大量的小學師資，廣州市政府決定設立師範學校，選定雙門底（民國時期稱「漢民路」，即現今「北京路」）原粵秀書院舊址（現存「粵秀書院街」）為校址，名為「廣州市立師範學校」，簡稱「市師」，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開學。一九三一年七月由林礪儒出任校長。林礪儒以民主思想辦學，重大校務用民主方式決定，在學生中提倡思想自由，頗得學生愛戴和社會人士所推崇。一九三三年，廣東籌辦省立勷勤大學，以市立師範校址作為教育學院院址，將市立師範改為教育學院附屬中學。

                                （民廿二屆同學一九八四年在廣州聚會）

母親生於一九一四年，今年是母親誕辰一百一十週年。母親七歲由外祖父從新會家鄉帶到省城讀書，初中畢業後考入廣州市立師範學校，是「民廿二屆」（一九三三年畢業）「高中師範科」學生。這班同學畢業後各散東西、各有發展，有的留在廣州，有的到了香港，有的去到外國定居。經歷抗戰逃難、戰亂、時代變遷，許多同學早已沒有消息，但難得的是，當年要好的同學，這幾個或那幾個，幾十年來仍保持聯絡。五十年後，這批同學都已退休，有幾個仍有聯絡的老同學發起聚會，於是從一九八三年起，市師民廿二屆老同學就不定期約聚。

參加聚會的舊同學提議出版一份油印刊物，以便讓大家發表回憶、懷舊以及感想的短文、詩詞，以及交流同學信息，定名為「綠窗」，請當年的國文教師、省文史館研究員、著名書法家、八十年代已經年逾九十的胡根天老先生題簽。八十年代還未普及電腦，老人家們也因為節省經費而不交給製作公司出版，自己用「油印」方式印刷及釘裝。所謂「油印」是用鋼尖筆、鋼板在蠟紙上刻寫，然後用油墨印刷。這些老同學都是教師出身，硬筆小楷字寫得相當好，所以印出來的出版物字跡堪比打字機。「綠窗」一語出自唐代劉方平詩「月夜」︰「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闌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意思是八十年代國家擺脫了「左」的羈絆，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老同學五十年後的今天遇上滿園春色的時代，個個都振作精神、重新煥發青春。

「綠窗」雜誌式級刊每年聚會出版一期，前後一共出版了十一期。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綠窗」改為活頁式的「綠窗通訊」。編者稱︰「市師一九三三屆校友級刊『綠窗』出版以來，對海內外同學間互相連繫，起了一定作用。隨着時日推移，今距畢業已六十年，同學的平均年齡已超過七十八，大家都渴望今後仍能通音候，歡敘餘年，故由本期起簡化為『綠窗通訊』，只載信息，不刊詩文，作為同學間的公開書信，隨時印發。」第一次的「綠窗通訊」編為第十二期，一直堅持出版至一九九九年七月第二十七期，執筆的廣州同學年事已高，無法繼續編寫，另一方面通過郵寄接收通訊的同學也越來越少，第二十七期就成為絕響。

嶺南派著名畫家關山月是市師民廿二屆同學。關山月原籍廣東陽江，所以通常在畫作落款自稱「漠陽關山月」，在市師就讀時原名關澤霈。市師畢業後進入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等人創辦的「春睡畫院」深造，學習當時開始形成流派的「嶺南派」水墨畫，「關山月」是師父高劍父為他起的藝名，之後一直以「關山月」之名行世。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中旬，有機構為關山月在香港上環舉辦個人畫展，主要展出四十年代往甘肅敦煌考察時臨摹的壁畫，以及前往西北沿途的寫生。居港的民廿二屆同學包括我母親，以及其他年級的市師校友都慕名前往參觀。可惜關山月本人因事未有來港，緣慳一面。據工作人員介紹，關山月將於十一月二十四日來港主持活動，於是老同學再次前往，終憑報章刊出的關山月照片認出五十年未見的老同學。幾位同學上前握手作自我介紹，關山月得知來者是市師舊同學，即說「我讀書時不是用這個名」，老同學即答「記得，你當時叫關澤霈」，於是幾個老同學談笑甚歡。但因關學長活動安排滿滿，未能暢談，得見一面，亦樂事也。

廣東著名漫畫家廖冰兄也是市師舊生，比我母親低兩屆。廖冰兄原名廖東生，祖籍廣西象州，一九一五年生於廣州。家境貧寒，與妹由外婆養大。一九二九年考入市師，開始學習和創作漫畫，因其妹名廖冰，故取「廖冰兄」為發表漫畫的筆名。一九三二年開始創作漫畫，一九三四年投稿上海報章，一九三五年市師畢業，任小學教員，與漫畫友人合作創作大量漫畫。抗戰期間投身抗日宣傳。廖冰兄曾旅居香港多年，發表「貓國春秋」等連環漫畫。人民中國成立後返回廣州，但五十年代被劃為「右派」，文革又遭批判甚至被送「勞改」。被官方定性為「十年動亂」的文革結束後，廖冰兄重拾畫筆，創作大量批判四人幫荒謬路線、批判文革極左思潮、批判思想禁錮為主題的極具震撼力的作品。廖冰兄二零零零年二月曾在香港舉行個人畫展，重點展出旅居香港時期的創作，並出版大型畫冊。二零零六年在廣州去世，享年九十一。（二零二四年三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