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pril 22, 2017

鋌而走險(憶舊)


鋌而走險(憶舊)

日前與幾個在香港定居的高中同學「飲茶」敘舊。在座七個人之中,五個人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偷渡」來港的,只有兩個人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循合法途徑申請來港定居。幾個四十多年前「偷渡」來港的老同學,談到當時為求生存不得不「鋌而走險」、冒著生命危險泅水偷渡,都不勝唏噓。

一九六八年九月,經過「文革」大亂兩年多的中國,「抓革命促生產」未見成效,滯留在學校的幾屆初中高中學生「復課鬧革命」也無事可做,唯一的去向便是「上山下鄉」。當時我所在中學,除了少數「幸運兒」被安排去工廠之外,大部分同學按規定都要上山下鄉。上山下鄉大致上有四種方式,一是到海南島或湛江地區國營農場,二是到省內農村插隊落戶,三是回自己家鄉農村,四是「投親靠友」到農村生產隊、農場、林場、茶場、果園場。總之都是要離開城市。


安排到農村插隊落戶的,有的在粵北山區,有的在珠江三角洲的惠陽、增城、寶安、中山、新會、斗門。且不說每天辛勤勞動掙不到足夠生活的「工分」;重要的是,農民認為知青「分薄」了他們的勞動成果,對知青有排拒情緒;而部分知青因為「家庭出身」是資本家、工商業者、地主等屬於「黑七類」而備受歧視和侮辱,看不到前途,因而萌生偷渡到香港尋找新生活的想法。

最早偷渡的是一位在惠陽落戶的、家庭出身是「工商業兼地主」的同學,就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三日,即下鄉一周年當日,與弟弟、妹妹及另外兩個同學一起泅水;最遲的一位是一九七二年第三次才偷渡成功。據這幾位「老偷渡客」說,與他們同一時間偷渡的,有不少人被捉回、被警犬咬、被鯊魚咬死、淹死或者在冰冷的海水中時間過長而凍死;估計十個偷渡者之中大約有三個死亡或失蹤。「如果不是生活無著、走投無路,誰願意冒著生命危險走偷渡這條路?」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港府對非法入境者實施「抵壘政策」,即︰如果成功抵達市區即可給予香港人身份;如在邊境被截獲即遣返。「抵壘政策」同時確定了一九七四年以前及以後偷渡抵港人士,和戰後移居香港的人士一樣,擁有香港居民身分。到一九八零年十月二十三日,港府宣在撤銷「抵壘政策」,實施「即捕即解」,意思是︰如果被抓到或者被揭發是非法入境者,便會立即遣返。


隨著歷史發展、時移勢易,七十年代末起,中國推行「改革開放」,人民生活改善了;三十多年之後,許多人的生活狀況已進入「小康」。「老偷渡客」同學說︰「如今不但沒有人冒死偷渡來港,有的人即使有條件到香港也不來,寧願留在國內發展。我們也為國家進步、人民生活改善感到高興。」他說,當年他們冒死偷渡到香港,被國內視為「叛國」,已經沒有回頭路,也許今後也不能見到國內的親人,因為擔心會被「秋後算帳」。幸好這樣的事最終沒有發生。


我聽著他們說起遠去的故事,突然想起原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著名小提琴家馬思聰,他在文革中遭到非人的折磨和侮辱,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逃到香港、再輾轉去到美國。當政者視之為「叛國投敵分子」。晚年馬思聰曾想回國看看,終未能如願,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因心臟手術未成功逝世於美國。如果不是當年的社會環境和政治氛圍,他們為何要冒險出走?(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Sunday, April 16, 2017

順其自然(千慮一得)

順其自然(千慮一得)

黃牛曾經在政府某部門辦公室看到幾張宣傳海報,其中有張寫著一句話﹕「孩子生活在吹毛求疵的環境裏,他就學會處處批評別人。」這句話,表達的是家庭環境以及家長對子女的影響,概括了教育工作的客觀規律,從中家長可以了解正確的教育方法和恰當的處事態度。家長不要對孩子過份挑剔和苛求。

家長對子女的要求必須切合實際,不要強迫子女做他們力有不逮的事,更不要按自己的意願強迫子女做他們不願做的事。孩子的潛質個個不同,有的對數學較有興趣,對思考、推理方面的學習能力較強﹔有的可能文科較好﹔有的則對球類有興趣﹔有的喜愛音樂。作為家長,應當鼓勵孩子各盡所長、發揮潛能,切勿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更不要吹毛求疵,過份挑剔。

多年前,朋友的兒子當時正在某名校讀中三。很聽話,用功讀書,又懂節儉,而且有組織能力。但作為父母的,總嫌他還不夠出類拔萃,身為工程師的母親總是希望兒子學理科﹔身為經濟學者的父親,卻期望兒子在文科方面有出色表現。有一次茶聚時,夫婦兩人向我「訴苦」。我說,做父母的,不要給孩子太大壓力,如果孩子的能力和興趣在文科,就不要強拉他讀理科,這一點孩子自己和科任老師比家長清楚,可以讓孩子徵詢老師意見作出選擇,發揮自己的特長,不要以家長自己的想法代替孩子的想法。當然,家長擔心孩子還小、不懂得作長遠考慮,那麼家長應當與孩子商量。後來,朋友的孩子與同學一道到美國升學,學有所成之後在美國立足並成家,朋友夫婦老懷大慰。

許多家長千方百計想自己的孩子入讀名校,當然有許多現實的考慮﹕名校師資好、條件好、設備好、環境好,加上生源也都較好,容易形成好的集體,自己的孩子也容易與好的同學為朋、令孩子向好的方面走。但是事情總是「一體兩面」,如果自己家境不如人、孩子的能力不如人,孩子在名校也許會感到很大壓力。不但學業有壓力,同學之間如果互相攀比,比花錢、比闊氣、比名牌、比課餘活動學什麼玩什麼,孩子的精神壓力更大。成績不夠好,可能讓孩子形成挫敗感,花錢沒別人爽快,可能令孩子產生自卑感,這對孩子的心理成長更是有害。

家長應該明白,孩子入學讀書,不是單單為了考試分數,在讀書的同時也要學習做人的道理,所以學校的校風和學風很重要,良好校風使學校形成一個好學上進的集體,可以讓新同學受到感染和熏陶。家長應當因應孩子的學習能力和興趣選擇合適的學校,特別是風氣好的學校;也不要過份要求,不切實際地要求孩子「考第一名」或「前五名」等。孩子能集中精神在學業上和有益身心的事情上,每個學期或每次考試、測驗都有進步,那就應當鼓勵。孩子在鼓勵聲中主動積極地學習,比在責罵聲中被動地厭惡地學習,效果會更好。


學生由小學升上中學,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壓力相當大,家長應多加鼓勵。一般中學會為中一同學設銜接課程,強化學生的英語能力,讓他們盡快適應英語教學。因為許多小學基本上是母語教學,英語只是一門外語﹔但到中學階段,英語是學生上課時吸取知識的主要語言媒介,家長應鼓勵子女積極投入學校特設的強化課程,幾個月便可以適應中學學習。(二零一七年四月十六日重訂)

Monday, April 03, 2017

以身作則(隨感)


以身作則(隨感)

電視屏幕的角落有時會打出「PG」字樣,意思是「parent guide」,即家長指引。黃牛小時候,母親就是這樣做的,每一件事她都講解什麼是「對」什麼是「不對」,什麼是「應該做」什麼是「不應該做」。她教導我們聽話、有禮、守時、踐諾,她教導我們認真做事、顧及他人、有始有終、有責任心,她教導我們不倚賴、不怕煩、不逃避、不心存僥倖,她教導我們養成良好衛生習慣和生活習慣,她不但這樣說,也這樣做,母親給我們作了示範。母親曾經說過﹕「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一個「赤子」來到人間,身軀是父母給的,母語是父母教的,行為、習慣、思維方式是父母傳授的,是非觀念、道德、倫理是從父母那裏學來的。孩子三歲進入幼兒園接受群體生活的熏陶之前,家長就是孩子人格形成的模範;即使在孩子入學之後,家長仍然是孩子模仿的榜樣。

最近電視上有一個公益廣告,內容是母親和孩子都在邊走路邊玩手機(這就是「有樣學樣」)。母親叫孩子不要玩,孩子說「你都玩」,母親答「因為我係大人囉」;話音未落,這位邊行邊看手機的母親被司機也在看手機的車子撞倒了。當然廣告的用意是提醒人們不要邊行邊玩手機,但帶出的訊息是身為家長一定要以身作則。多年前,我看到政府社會福利署某辦事處的牆上,有一幅宣傳標語寫著﹕「孩子生活在充滿誠實的環境裏,他就學會接受真理。」說得很有道理。這道理就是,家長教導子女要以身作則,做子女的好榜樣。


不過,「以身作則」這一點確是知易行難。許多家長忙於工作、掙錢養家,壓力很大,心情煩躁;或者工作時間長、休息時間少,抽不出時間看看孩子的功課、與子女談話。當然也有一些不負責任的家長是只顧自己外出吃喝玩樂,把孩子留在家中;或者是即使全家上餐館吃飯,家長也在看手機,與孩子幾乎是「零溝通」。有的人不知不覺地把自己的壞習慣、壞作風、壞脾氣傳授給孩子。例如,大談如何沾了同事或公司的便宜、或者撿到好東西,那麼怎樣教孩子誠實待人、路不拾遺?自己做事丟三拉四,常常不見東西或者找不著要用之物,怎能教會孩子有條理、有規律?自己不講禮貌,怎可能要求孩子溫文有禮?

當一個人成了家、有了孩子之後,就應當成熟起來,自覺改掉一些少年時代不修邊幅、不守常規而留下的惡習。為了孩子自己要作出一些犧牲,至少在娛樂方面作一些犧牲,例如減少上街看戲、打麻將、玩手機,多騰點時間陪伴子女,關心他們的功課學業,關心他們的課外活動,聽聽孩子的心事。更不要粗言穢語,或者做某些不恰當的事。家長自己要建立誠實、有禮、守法、守信的榜樣。



作為家長,承擔一個家的責任,首先是要努力工作掙錢養家,在社會中尋找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的空間,讓自己的能力轉化為付出勞力的報酬,讓家人有溫飽的生活、讓子女有一個安定的環境去求學。家長在社會上謀生難免會碰到工作、生活、居住等許多問題,難免會受氣、不順心、有壓力、不愉快,但無論如何也不能對孩子和家人發脾氣;相反,家長的堅強、韌性、耐心、負責任,還會成為鼓勵孩子進步的榜樣。無論工作多忙碌,家長一定要多抽時間關心子女的成長,多溝通、多交流,那麼,子女邁出的成長步伐便會更加堅實。(二零一七年四月四日)

Friday, March 17, 2017

直面死亡(隨感)

直面死亡(隨感)

今年七十九歲的台灣知名作家瓊瑤,近日在網絡上發表給兒子兒媳的公開信,交代自己的「身後事」,稱︰無論最後發生了什麼重病,都拒絕任何大手術、插管、急救措施,因為不想承受一點點痛苦,「讓我死得快最重要」;「幫助我沒有痛苦地死去,比千方百計讓我痛苦的活著,意義重大」。她認為,既然死亡是必然的、從出生那天起就注定的,何不以正能量面對?「時候到了,不用悲傷,為我歡喜吧!」瓊瑤還說,喪事是私人的事,不要鋪張、不要公祭、不要追悼會,只要家祭就好;盡快火化花葬、不留骨灰、一個星期之內處理完畢。她說要發表公開信,是讓世人都知道自己的意願,不要給兒子兒媳施加壓力甚至責難。

寫出《史記》的古人司馬遷說過︰「人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人人都知道遲早會死,但個個都想長命百歲,早在兩千多年前,秦始皇就千方百計找尋長生不老藥,甚至期望可以成仙。中國人一向較為保守,忌諱談及生死,所以許多人連預立遺囑也避談,更不會交代如何面對「最後一刻」。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沒有留下有文字依據的遺囑,倒是外祖母在九十一歲時開過家庭會議,向晚輩當面交代財產、物品如何處理,喪事如何辦。我母親便忠實執行,按照她母親的生前意願去處置,親屬之中沒有人有異議。

一九一四年出生的母親是三十年代的新女性,受過高等教育,自立自強,既有傳統的忠孝仁義之心,也有民主科學的新思想。幾十年來,我母親送走家翁家姑(我的祖父母)之後,又送走自己的父母,見慣許多親人去世的「大場面」,對生死話題並不避諱。九十年代中,母親八十歲的時候,便明確交代︰「他日如果我中風或得其他重病,不要搶救,順其自然、走得安樂就是最好。」

母親說,她的一位舊同事,為了照顧中風丈夫身心俱疲,病人只有眼睛可以轉動、嘴可以吞嚥,不能動、不能說話,其實很痛苦,真是生不如死;而照顧病人的舊同事和其他家人則疲於奔命、苦不堪言。母親目睹同事的經歷,有感而發,所以明確交代如何處置,希望自己不要苟延殘喘而受許多痛苦,也不要因為續命而累及家人。母親還說過︰喪事一切從簡、不要繁文縟節、不要騷擾別人;「最重要的是老人生前健在時,真心對他好、孝順、照顧周到、令他開心滿足;死後如何風光大葬、鋪張排場完全沒有必要,那是做戲給生人看的」。

老同學釗哥零九年做過癌症手術,康復良好,如今堅持每天做運動,飲食如常,全無陰影。他說︰「我不怕死,只怕病、怕『不得好死』;求神拜佛都只是想死得安樂、沒有痛苦。」這便是作家瓊瑤的公開信所交代的意思。我完全同意釗哥的見解。我告訴他,三十年前,我父親是因為心臟病突發去世的,我說,那真的是「死得好」,完全沒有痛苦,的確是幾生修來的福氣。


近日去探望身體欠佳的老友偉光,他笑說自己是「等死之人」,我去探望他是沒有意義的。我對他說︰「如果只從『功利』著眼,你沒有利用價值,我來看你是沒有意義的;但我來不是為功利。我老牛也是『等死之人』,不過在死之前要活得愉快、開心,要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我來見見你、找你聊天談話,便是開心有意義的事。」偉光對我的想法表示認同和理解。(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Wednesday, March 08, 2017

不斷運動(隨感)

不斷運動(隨感)

二月十一日,媒體報道,中央第十一巡視組向重慶市委反饋巡視「回頭看」情況,組長徐令義代表中央巡視組對重慶市委負責人抓好巡視整改工作提出要求。報道稱,巡視組發現,以及當地幹部群眾反映了一些問題,主要是︰黨的領導弱化;選人用人把關不嚴,一些幹部「帶病提拔」;「以上率下」抓得不嚴,從嚴治黨不力;一些重點領域腐敗問題突出,一些領導幹部十八大後不收歛不收手;等等。

徐令義組長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強化黨的領導,堅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把好用人關,杜絕「帶病提拔」;二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強化監督,維護黨內良好的政治生態,發揮市委的示範表率作用;三是增強全面從嚴治黨的責任感和緊迫感,提高執紀審查能力,加大執行紀律的力度,讓幹部知道「越往後越嚴」。

這則報道令人感到鼓舞,值得稱許。最近中央巡視組對重慶、北京等地的「回頭看」,其實就是「再巡視」,發現許多問題仍然未有整改。中央巡視組對已經巡視過的地方還要「回頭看」,顯示最高決策層決心抓到底、抓出成效。

不過,老牛覺得這些「搞運動」的套路成效不彰。「中央巡視組」同以往的「中央檢查組」、文革之初的「文革小組」,以及幾十年前的「土改工作隊」、「四清工作組」、「整黨工作組」等等,性質是一樣的,就是由中央指定的一班人,手握「尚方寶劍」,在政治運動中行使至高無上的權力。這種做法由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土改」開始,幾十年來,政治運動的形式變了、名稱變了、對象變了;但思路沒有變、做法沒有變。這麼多年,各種政治運動還少嗎?為何一次又一次還是出問題呢?就是因為忘記了群眾。

毛主席是搞群眾運動的高手,一直強調發動群眾、走群眾路線。毛主席說︰「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毛主席又說︰「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毛主席說得何等好啊!可是,如今在一些領導人心目中,廣大人民群眾是搞事的「刁民」,只能用防暴隊來對付;官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也不敢讓群眾監督,不敢讓輿論監督,不敢讓社會監督,那些「整改」怎會有成效呢?

老牛博客的博友留言道︰「反腐是關係到黨國存亡的大事,最高領導也知道,只是……」省略了。我老牛接下去說︰「只是『刮骨療傷』太痛,『動大手術』太危險,『徹底治療』會動搖國本,所以只好『保守治療』,做做樣子給老百姓看。」

老牛曾經說過,期以五年,看看當今領導人是否有魄力根治貪腐。如果他們仍然不敢讓群眾監督,不敢讓輿論監督,不敢讓社會監督,政府不嚴格執行對政府部門、商業機構的核數和審計制度,黨組織不嚴格執行幹部審查制度,還是用老一套「工作組」模式搞政治運動,還是「抱成團伙」、「攻守同盟」、「拉幫結派」,那麼,大面積、團伙性、藤蔓式的貪腐仍無法根治。


老牛相信古人所說的「多行不義必自斃」。不管是公產黨、私產黨、工人黨、農民黨、富人黨、窮人黨、平民黨、權貴黨,如果不好好為國家為人民做事,不嚴以律己,不接受監督,必會日趨腐化,最終自取滅亡。(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五日撰文,二月二十三日修訂,三月七再修訂)

Tuesday, February 21, 2017

晚節不保(隨感)

晚節不保(隨感)

特區前行政長官涉貪案,被裁定一項罪名成立,法庭今日(二月二十二日)宣布判囚二十個月,不得緩刑。五年前,曾蔭權任期屆滿之前,被媒體揭發連串疑似貪腐行為,包括接受富豪款待、乘坐豪華遊艇;低價買入千支紅酒疑有利益輸送;廉價租用某大地產商旗下六千呎豪宅等等。律政司經過詳細調查,決定起訴。延宕多年、幾經博奕、被告斥千萬巨資禮聘英國御用大律師辯護、擾攘五年,至今終於告一段落。

除了前特首曾蔭權被指涉貪外,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前政務司長許仕仁也被指涉及貪腐。二零一三年初,媒體報道及其後的政府審計報告揭露,湯顯明掌管廉署五年間亂花公帑,買入茅台等名酒一千支,以遠超常規的餐費和送禮費,宴請內地官員逾二十次;又多次以公費送禮給內地官員。

前政務司長許仕仁,二零一四年聖誕節前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等五項罪名成立,判監七年半。許在董時代任財經事務局局長,二零零零年辭任。二零零五年曾蔭權接任特首,邀許出任政務司長,許在上任前接受新鴻基地產八百萬元利益。許在二零零七年卸任政務司長後繼續獲委為行會成員,其時再收新地一千萬元,結果被揭發遭廉署拘控,成為香港歷來被定罪的最高級官員。

曾蔭權、湯顯明和許仕仁曾任香港最高層級官員,被揭連串貪腐醜聞,令人關注。公正廉潔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一,四十年來廉正公署在維護香港政界商界公正廉潔方面做了許多功夫,即使有時被控者因各種技術性原因未能入罪,也無損「廉署咖啡」令人充滿信心的特別味道。但是,如今廉署請被調查者「飲咖啡」,廉政專員自己卻「飲茅台」,倒是成了一個諷刺。

曾、湯、許任職公務員四十幾年,決不會全無「瓜田李下」的意識,也沒有理由在資訊透明的香港社會那麼明目張膽地佔便宜。若他們有心貪腐索賄,也許不必到公職生涯接近尾聲之時,才突然變得貪婪無度、晚節不保。香港制度如此嚴明、監察如此周密,媒體及輿情如此注視,仍有高官在官位上貪污受賄,即利用職務之便收受利益,正如法官在對許案宣判時所說,是「熟練地利用制度和權位去謀私利」。

當然,任何地方、任何國家、任何政府,都有可能出現貪污受賄,並非香港特別嚴重;香港今天揭出幾個前高官涉貪,並不表示之前沒有這種情形,只能說是香港官員反貪防賄的意識鬆懈了,只能怪自己「自毀長城」。不過,從另一角度看,前高官涉貪終被廉署立案調查、起訴直至判刑,也表明香港人仍能維持公正廉潔這一核心價值,這正是香港可貴之處。

香港媒體蓬勃、資訊透明,政府官員和社會知名人士受到輿論監督、社會監督、民眾監督,行為不檢點便會被曝光,這便是前高官涉貪被舉報的最重要的社會因素,也正是「新聞自由」、「資訊自由」的正面意義。中國大陸當局近年高舉反貪反腐旗幟、「老虎蒼蠅一起打」、整肅貪腐高官,深得民眾好評。但當局只倚賴「中紀委」內部調查,只設網上舉報郵箱、讓民眾實名舉報,始終不敢讓媒體監督、社會監督、群眾監督;主管意識形態的部門對電子網絡資訊加強管制,那就等於削弱輿論監督的力量,也令反貪工作事倍功半、舉步維艱。


中國內地某些官員貪污數額動輒數以億計,例如最近幾年被拉下馬的省部級以上官員薄、周、徐、谷、令等人,被指涉及的貪污金額,比香港這幾個「貪官」所貪數額高出幾百倍。非法所得,一分一毫都是非法,犯法就要受到制裁,才可彰顯法治的權威,才可叫人民群眾信服。(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Wednesday, February 08, 2017

回鄉權利(亂彈琴)

回鄉權利(亂彈琴)

去年(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底,北京透過民間人士向外透露,將放寬對部分人士實施入境內地的限制,重新接受他們申請回鄉證。香港有人認為,這是中央主動釋出善意,是貫徹中央政策,即任何人及組織只要堅持「一國兩制」和擁護香港基本法,中央都願意與他們交流及溝通,亦歡迎他們到內地「走一走,看一看」,真正了解國家的發展和變化。但沒有回鄉證的泛民中人對此並不領情,表示不會申請;有泛民中人更稱這是北京「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老牛認為,北京時至今日才「釋出」的「善意」,已經過了「最佳時機」而變得毫無意義;如果二十年前能有如此胸襟,則今天的香港可能已是另一番景象。

十幾年前,我黃牛還在為口奔馳,有北方來客透過朋友牽線約黃牛吃飯,稱是來港「摸民情、聽民意」。黃牛講了一番個人意見之後,對北方來客說︰「我認為應該讓你們眼中的那幾個搞事分子回國內看看;你們對外宣傳平息八九風波之後國家如何發展進步,你不讓他們回鄉去實地看看,又怎能讓他們信服呢?你讓那幾個民主派人士持回鄉證自由入境,何須怕他們在內地搞事?」

北方來客說︰「國家有權允許或不允許某個人入境而不需要解釋,任何國家都是這樣。」我說︰「從行政角度,政府確實有權拒絕某個人入境;但從政治角度,沒收或者註銷某個人的回鄉證,這樣做不但顯示當局對自己缺乏起碼的自信,也表明執政者長期以來的統戰工作失敗,更讓當政者在全世界人面前丟臉。這個政治上的損失,比幾個人不能入境的影響大得多。」

黃牛人微言輕,北方來客對黃牛的意見不放在眼內是意料中事。不久,當時身為港區人大代表的著名影視紅星汪阿姐,也在人大討論時說到,應該給被沒收回鄉證的泛民人士補發回鄉證,讓他們享受憲法賦予的權利,自由出入境回國內探親訪友、做生意、辦私事。不過,以汪阿姐如此顯赫的身份,她說的話也同樣被置之不理;有人更私下嘲笑汪阿姐「政治白痴」、「不懂國情」。汪阿姐的愛國熱忱換來一盆冷水,此後再也不提這個問題,也不再理那些「國事」。

後來也有「熱心人士」策劃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內地、視察四川地震災區,沒有回鄉證的議員也獲發一張「一次性」的出入境證件,參與到內地的訪問活動。當然,有激進人士藉訪問之機夾帶政治私貨、抓緊機會在鏡頭前做政治騷,那麼被拒入境是意料中事;但總算是讓一些「不能回鄉」者入境,也是一件好事。不過,回鄉的權利被一些人玩弄,變成某種「恩賜」,則始終讓老牛覺得不妥。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香港大專院校學生法定團體的幾個人,準備由香港機場乘搭飛機前往北京,期望與北京當局領導人對話、表達政改訴求,但登機前接到通知稱回鄉證被註銷。這幾個學生和支持者表示憤怒和失望,質疑因為政見而被剝奪入境的權利,要向特區政府「討個說法」。這個做法也讓懷著良好願望的老牛失望,更讓我老牛看清,北京方面處理香港事務不當,其實並非一時一事的失誤。這些不當的做法,溫和一點說是「粗疏」,嚴肅一點說是「粗暴」。

自認為是毛的事業的繼承者的當今領導人,應該不會忘記毛的著名論斷︰「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事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毛還說過︰「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對於年輕人,毛也說過︰「世界是屬於你們的,中國的前途是屬於你們的。」看看今日處理香港幾個學生「上京請願」的做法,對照一下毛的教導,當今領導人會否覺得做得過了頭?

當然,黃牛一介布衣,沒有資格教別人做事。黃牛至今仍相信,如此粗暴的處理手法並非最高領導人的決策,只是手下一些慣於察顏觀色的好事之徒所為,陷最高領導人於不義。如果真的是由最高領導人決策,那麼,所謂「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說法,也許像夜過墳場吹口哨那樣,只是自我壯膽而已。如今在不恰當的時機做一場不恰當的「釋出善意秀」,備受冷遇是早就應該預計得到的;這一步錯棋只會讓當今領導人再一次丟臉。(二零一七年二月十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