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權利

生存權利（隨感）

以色列為報復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突襲以色列及挾持人質，持續攻擊原本由哈馬斯控制的總人口約二百三十萬的加沙地帶，至今已造成超過二萬九千人死亡、六萬九千人受傷、一百七十萬人流離失所。聯合國安理會在紐約時間今年二月二十日（星期二），表決由阿爾及利亞提出的關於「立即在加沙實施人道停火」的最新決議草案，但遭常任理事國美國一票否決。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和十個成員國之中，包括常任理事國中國在內共有十三票贊成，常任理事國英國投棄權票，而常任理事國美國則運用否決權。這是美國自從去年十月七日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哈馬斯武裝組織激烈衝突、引發加沙地帶嚴重人道主義災難以來，第三次否決安理會的這一類決議草案。

阿爾及利亞提出的決議草案，「要求立即實行各方均須遵守的人道主義停火」，「反對違反國際法，強迫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巴勒斯坦平民人口流離失所的做法，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此類侵害行為」；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人質，確保人道主義援助准入，以滿足所有人質的醫療需要；要求各方遵守國際法規定的與其拘留的所有人有關的義務，並尊重他們的人權權利」。決議草案提及南非在國際法庭向以色列提起訴訟，強調必須對所有違反國際法行為追究責任。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說，中方對草案遭到美國否決表示強烈失望和不滿。阿爾及利亞代表阿拉伯國家提出的決議草案，要求在加沙立即實現停火、立即釋放全部被扣押人員、保障人道物資准入、反對強制轉移巴勒斯坦平民，這是形勢緊迫需要，也是最起碼的人道要求，理應獲安理會所有成員支持。表決結果清楚說明，在加沙停火止戰問題上，不是安理會沒有壓倒性共識，而是美國行使否決扼殺了安理會共識。美國否決釋出了錯誤信號，把加沙局勢推到更加危險的境地。美國所謂干擾正在進行的外交斡旋努力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美國的否決，無疑是為加沙更嚴重的屠殺大開綠燈。

阿爾及利亞駐聯大使在投票前表示︰投下贊成票，代表支持巴勒斯坦人生存的權利；投反對票，就意味著你支持對他們施加殘酷暴力、集體懲罰。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也在投票前說，美國會否決這項草案，是「擔憂這份草案會危及美國、埃及、以色列和卡塔爾正在協調的停戰和釋放人質談判」。她說，任何沒有以哈瑪斯釋放人質作為條件的停火協議都無法帶來長期和平，只會延長以哈衝突。她更稱這份有十三國支持的草案是「一廂情願、不負責任的」。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一八一號決議，確定支持在巴勒斯坦托管地推行分治方案，分別成立一個猶太國家和阿拉伯國家，即以色列國和巴勒斯坦國。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建國，巴勒斯坦則因為種種原因未建國，至今只是有一個「自治政府」。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多次到中東斡旋，以色列都沒有理會，更不聽國際社會的停火呼聲。近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竟宣稱「不承認巴勒斯坦國」，豈不是公然無視聯合國一八一號決議？七十幾年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代又一代成為「難民」，沒有國家，沒有安居地。嗚呼，何時得見和平，大庇巴勒斯坦難民俱歡顏？（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香港故事

香港故事（隨感）

三年疫情封關沒有遊客，香港經濟一潭死水，於是人人寄望開關；去年二月高鐵重開、全面通關、旅遊恢復，但遊客消費模式改變，經濟復甦速度不似預期；老米不斷打壓中國企業、製造貿易壁壘，香港受累，於是港府從去年起設法大搞大型活動、高峰會，並派出官員出去宣傳香港、「說好香港故事」。但地緣政治因素令出口受累，內地經濟振興未如理想；去年底以來，港府大力推動「夜繽紛」，更要求十八區都搞特色旅遊項目，期望「日夜都繽紛」。政府也鼓勵各界搞大型活動，突顯香港是「亞洲國際都會」、「盛事之都」。

但是一場萬眾期待足球表演賽，「明星」缺陣，政府和市民都被徹底激怒了，外媒趁機加油添醋唱衰香港。不過我老牛從媒體報道中留意到，如今遊客來港的心態和模式已經改變，不再只是以購物、觀光、拍照，而是注重尋找有香港特色的事物「打卡」（影相）、注重體驗式的「深度遊」。所以老牛認為，「日夜都繽紛」當然可以吸引本地市民和部分遊客消費，但畢竟是短視的做法；而認真「說好香港故事」、發掘香港的歷史文化和人文景觀，讓內地「深度遊」旅客了解、認識香港，特別是香港在中國革命歷史的地位和價值，可能更加重要。

政府和旅遊業界都強調，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航空樞紐、國際都會，但他們似乎忽略了︰香港不僅曾經是被英國管治一百五十六年的經濟大都會，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推翻帝制的革命策源地。孫中山先生曾在香港大學前身西醫學堂學醫，一八九七年以最優成績畢業。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孫中山重訪香港大學並在陸佑堂作講演時說，「香港與香港大學是我知識誕生之地」。孫中山年輕時與當時並稱為「四大寇」的好友在港商談反清大計，並成立「興中會」。港府雖然早就設立「孫中山史蹟徑」，但宣傳不足，未引起重視。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和十八日，中國文學家魯迅先生應邀訪港，在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禮堂，作了題為「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兩場演講。中國文學家、印度學研究開創者許地山曾應邀出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晚年一直居港，去世後葬於薄扶林。黃永玉年輕時在香港辛勤創作、發表作品而成為知名木刻家、畫家、美術教育家；漫畫家廖冰兄也曾在香港發表許多膾炙人口的政治漫畫；教育家、翻譯家、革命家蔡元培晚年居香港，去世後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中共才子、曾任外長的喬冠華也曾在香港留下足跡。

中共早年在香港的活動也曾是中共引以為自豪的事跡。中共一九二一年在上海創立，一九二二年共產黨員蘇紹徽（蘇兆征）領導香港海員罷工、一九二五年策動「省港大罷工」，都對中國近代史有深遠影響。抗日戰爭期間，香港居民組成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參與對日軍的遊擊戰，並營救被俘英軍，以及轉移被困於香港的大批中國內地知名作家、藝術家、學者、教授。本地出生的共產黨員黃作梅曾因營救英軍有功，戰後一九四六年獲頒MBE勳銜。黃作梅出任第二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可惜一九五五年作為中國代表團之一赴印尼參加「萬隆會議」時，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遇難。這些香港近代故事，很可能會吸引「深度遊」旅客去探究。（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七日）

運勢如龍

運勢如龍（隨感）

今日是農曆甲辰龍年正月初一，稱為「春節」，是龍年的開始。不過，專家說，龍年應該是由前幾天、二月四日（農曆癸卯年十二月廿五）即「立春」開始的。我等小小百姓，當然仍是把年初一作為一年的開始。中國人自稱是「龍的傳人」，但自然界除了已經絕跡的「恐龍」有化石可證明曾經存在過之外，其實並沒有傳統藝術品所描述的「龍」的存在。有時真是佩服古人，可以想像出「龍」，還要把這種不存在的、被賦予許多神話、傳說和神力的虛擬動物放在十二生肖之中。與龍字有關的吉祥語、祝福語甚多，所以新年之初，必會說「龍馬精神」、「龍騰虎躍」、「飛龍在天」、「行運一條龍」等等。

我老牛一向對過年過節的觀念很淡薄，原因是年輕時牛夫人在百貨業任職，逢年過節是她最忙最累的時候，每逢過節，老牛便當「湊女公」，帶孩子去公園，自己家從來沒有過節氣氛，也沒有「儀式感」。後來定居香港照顧母親，上有高堂，當然依足母親吩咐，做足各項細節。如今自己成了長者，看着外孫長大，反而有「過節」的溫馨感覺。特別是經歷三年疫情、去年開關「復常」，今年滿街滿巷喜慶熱鬧，即使再淡薄也會受感染，所以畫了龍圖案，在各群組傳給校友、農友、同學、親戚拜年道賀，期望社會繁榮、人民富足、國家運勢如龍；祝願朋友們個個龍馬精神、龍精虎猛、龍騰虎躍、身體健康。

前幾日聽一個電台節目，主持人引述一位英國歷史學家的論述，說，十九世紀是英國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大概意思是︰十九世紀英國四出侵佔殖民地，建立起實力強大、幅員遼闊、國旗插遍世界的「日不落國」；二十世紀美國到處侵略，扮演「世界警察」，以軍事強權、先進科技和美元經濟統治世界；但到二十一世紀，人口眾多、資源豐富、人民刻苦耐勞並以龍的傳人自居的東方大國已經逐步崛起，勢不可擋；如今不但是生產大國、消費大國，也是和平穩定的大國，這條「東方巨龍」必將對世界和平和繁榮作出貢獻，為世界紛爭提出自己的「中國方案」。

儘管許多年前已經有人稱世界是「地球村」，但事實上這個「村」並不和諧，這兩年地緣衝突加劇，許多地方都有零星戰爭，各國經濟不景，通脹高企；「東方巨龍」也受牽連，訂單減少、出口受壓、青年失業率高、連月通縮，可見難以獨善其身。香港經歷一九黑暴、三年疫情，去年雖然可以「通關」、與內地往來得以恢復，但經濟重振不似預期、各行各業人手不足、樓市低迷、股市反覆，「復常」仍很遙遠。所以在新一年振作精神、對前景充滿信心之時，也要小心謹慎應對變局；政府也不得不審慎理財，新一年將不會「派糖」。

日前某電台有一檔節目，請民俗專家談農歷新年的傳統習俗和民間「禁忌」，老牛也長知識了。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先進最繁榮的國家，中國先民的「農曆」（夏曆）影響了許多亞洲國家，不但中國人會過農曆的「春節」，日本、韓國以及馬來半島、東南亞國家都會過「春節」。據說大馬華人過春節有個稱為「撈起」的習俗，倒是在國內少見，活動時把各種熟食材料放在大盤，參與者用筷子一齊將食物「撈」勻，寓意「撈」到「風生水起」。（二零二四年二月十日）

立法諮詢

立法諮詢（隨感）

港府宣布由一月三十日起，正式展開關於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為期一個月。行政長官李家超稱，特區政府成立二十六年，仍未履行基本法二十三條本地立法的憲制責任，這項工作是必須做而且要盡快做。政府在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諮詢文件中，建議新增「在沒有合法權限下就電腦或電子系統作出危害國家安全作為」罪。政府表示，新增這一項目的是為應對現時電腦世界、以及未來新技術的國安風險。政府表示，如今社會上不同領域正廣泛使用人工智能（AI）技術，當中的潛在國家安全風險不容忽視。

本來，就基本法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早在特區政府成立之初董伯伯時代已經推動，當時身為保安局長的葉太，為立法條文草案馬不停蹄四出講解、出席各種諮詢會、簡介會，期望得到市民理解和接受。但當時的「民主派」以及社會上的「名嘴」、「學者」們認為「二十三條」是扼殺民主、限制言論自由，稱二十三條為「惡法」，任憑葉太鼓盡如簧之舌，都只換來一片「噓」聲。葉太說，基本法賦予特區自行立法的權利和義務，如果我們早早做好立法工作，中央就不會將會國性法律引入香港或者為香港制訂法律；如果我們訂得適度寬鬆，就可以最大限度保持現有的自由。但操控輿論主流的「名嘴」和政客並不接受，葉太只好說︰「信我啦，條文訂得甚為寬鬆，對香港、對大家都有好處」。

二零零三年初的一埸「非典型肺炎」（香港稱為「沙士」）重創各行各業，「造就」了許多負資產和失業者，人們心中積聚了許多怨氣。年中「沙士」突然無聲無息遠去之後，「七一」假期五十萬人上街表達對政府的不滿。立法會辯論二十三條立法條文草案當日，「民主派」發動民眾包圍立法會（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二日圍堵立法會的行動只是二零零三年圍堵行動的翻版），氣氛極為緊張。其時「豉油黨」頭頭田大少由北京返港，甫下機便對在場記者說，他在北京問過港澳辦廖先生，「中央對二十三條立法有沒有時間表」，廖答稱「沒有」。於是，在立法會握有五票的「豉油黨」立即全線陣前倒戈。政府眼見不夠票數，只好宣布擱置立法。第一、第二屆特區政府努力多時的立法準備工作付諸流水。

此後，每一屆政府都不敢再提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二零一九年，政府本來就在台殺人者陳某返港未能處置一事，提出修訂「逃犯條例」，試圖徹底處理同類難題。誰知建議一出，便被別有用心者曲解為「送中」，幾個「身有屎」的社會名流高調發聲明反對修訂，於是全社會掀起「反修例」風潮。在「名嘴」、「公子」和政客鼓動下，「反修例示威」演變成打砸、堵路、縱火、衝擊的「黑暴」，而且有外國勢力插手及提出「光時」口號。北京有見及此，不得不在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通過「港區國安法」以期「止暴制亂」。當時「泛民」領袖李大狀說，本來應該由香港本地立法，如今由北京制訂法律強加於香港是不合適的；「零三年後幾屆立法會都是親建制陣營佔多，政府不趁機推動二十三條立法，責不在泛民」。二十年之後，國際形勢更複雜，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也更複雜多變，當年葉太時代的草案條文已不適用於今天，當局要根據當前形勢重新審視並制訂更清晰更合適的條文，以適應時代的變化。（二零二四年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