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洋節

 

抵制洋節（隨感）

前天（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基督徒們每年的聖誕節前夕，稱為「平安夜」。香港儘管在疫情陰霾之下，人們仍不減對聖誕節的熱切期待，商家和市民都興高彩烈地安排節日活動。這天我老牛突然接到內地友人傳來的一個文字檔案，稱某地某學校轉達教育部門通知，要求學生不要去追捧西方宗教節日，不要慶祝聖誕節；還說「中國人要過中國人自己的節日」云云。

電視新聞台畫面正好呈現首都市面景象，記者說，首都傳統商業大街沒有出現任何「聖誕」字樣或者聖誕樹、聖誕老人等裝飾，商店櫥窗和大型廣告牌全部是關於二零二二年二月的「北京冬季奧運會」的宣傳︰有雪山、雪人、雪車、林海雪原和滑雪者的英姿，但沒有鹿車和聖誕老人。記者隨機做街頭訪問，學生模樣的青少年說「要抵制洋節，不要被外國宗教侵蝕我們的靈魂」。

一位朋友從手機程式傳了一段文字，稱︰一八六零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火燒圓明園；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淪陷。這段文字說，這些「聖誕節」日子正是中華民族的恥辱日子，不值得慶祝。隨後又收到另一朋友傳來的一段文字，說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的第二場大戰役結束，將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推回三八線以南，成功阻止美軍繼續向北推進，扭轉了朝鮮戰場的戰略形勢。這段文字稱︰全國人民都應該記住和慶祝這個中國人民戰勝侵略者的節日。

老牛沒有宗教信仰，對民間的節慶活動觀念甚為淡薄，只是做了父親才跟隨小孩子們湊湊熱鬧而已。不過，對於那種「抵制洋節」的說法，老牛不敢苟同。「聖誕節」早就不只是「洋節」，多年來不但「洋人」喜歡趁這個節日作家庭團聚、祝福和互相傳遞關懷的日子，即使是在中國，經過四十多年改革開放、對外來知識和習俗兼容並包，中國百姓已經視「聖誕節」為一個歡樂、喜慶、互相道賀、傳遞愛心的日子；商家也藉機製造噱頭、大做生意。其實任何節日都會被商家利用來做生意，何必扯到東方與西方政治對抗的高度呢？

如果某些宣傳部門認為「聖誕節」局限在宗教人士圈子就好，普通老百姓不要去跟隨；那麼，浴佛節是佛教的，普通老百姓又何必去參與這個宗教節日呢？如果說基督教、天主教是西方外來的宗教，那些宗教節日中國人不要去跟風；那麼佛教也是「西方」傳來的，唐三藏正是受唐朝王帝所託去「西天」取真經，為什麼我們卻對佛教情有獨衷呢？宣傳部門貶抑聖誕節，其實是對國內的合法的基督教信仰者的侮辱，也顯示出那些負責思想和政治宣傳的部門正日益「向左轉」，以「左」面目出現的輿論導向更值得人們留意。

最高領導人常告誡人民「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但實際上對所謂「西方宗教」的潛移默化相當戒懼，生怕那些西方自由化思想泛濫，便會形成滔天大浪、衝擊自己的思想體系。本來「三個自信」來自百姓內心的肯定和認同，如果經不起風浪的考驗，那就太脆弱了，更讓人覺得高喊「自信」者其實沒有自信。如果我們國家的道路、理論、制度經得起實踐的考驗、被百老姓確信是正確的，有充分的自信心，又怕什麼呢？（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志浩走好

 

志浩走好

今年十一月十九日，接到同學壩兄的微信，說剛收到志浩同學太太的短訊告知，志浩已於昨日（十一月十八日）在香港尤德醫院去世。突接噩耗，我浮想聯翩，楞了許久，才給壩兄回覆一段話，叫他轉給志浩的家人，內容是︰「挽志浩同學︰少年得志，浩氣長存。永遠的高二（1）同學敬挽」。

志浩是高中同班同學，不過早在初中階段我就認識他了，那時雖然不同班，但一同在少先隊大隊部做事，他與金棟、慎初是號手，鎧熾、紹基是鼓手，我是旗手，也學會吹號和打鼓，經常一起參加活動，所以都很熟稔。初中畢業考上本校高中的，每班只有大約七八個人。我和志浩在同一個班。

高一上學期剛開學不久，志浩在球場活動時不慎弄傷了左腿，要打石膏，兩個星期不能上學。一天下午放學後，慰原班長帶着幾個團員、班幹，到沙面的志浩家去探望並輔導他做功課。志浩的父親給我們每人遞上一杯散發着炒米香氣的花茶，交談之下，我們才知道他家是客家人，父親在海關工作。

上了高中沒有再吹隊號了，但吹過沒有按鍵的隊號，學會吹「多、米、梳」的單音，我和志浩總是心癢癢的，想試試吹有按鍵的小號是什麼樣的感覺。後來聽說教體育的黎老師有一把小號，就放在體藝科組，於是，我和志浩在下午課外活動時間之後，跑到木棉樹下科學樓地下的體藝科組，向黎老師借他的小號，在體藝科組門口的台階上吹着玩。經過一段時間擺弄摸索，我和志浩終於吹出「多多多…多梯拉索發」那句《歌唱祖國》的前奏了。

六十年代學校推行普通話，志浩的普通話說得很流利，而且很喜歡在流行語中找些同音字來開玩笑。那時候歌劇《白毛女》全劇的歌曲都很流行，同學們幾乎都會唱。其中一首唱詞是「要把喜兒救出來」，志浩說︰「聽起來像是『要把喜兒揪出來』。」那時候學生都要表態「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學校常常唱「到農村去到邊疆去」。歌中有一句是「讓生命發出更大的熱和光」，志浩說︰「好像是『更大的熱核光』，熱核光是原子彈爆炸發出的強光。」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蹉跎歲月兩年後的「老三屆」同學，大部分人下鄉當「知青」，我與同班的澤民（後來還有國源和厚強）、二班的高參、倩儀以及各年級的一百四十多位校友，去了海南定安縣中瑞農場。有一年回城探親，假期結束將要乘船返海南，在長堤碼頭碰到志浩，才知道他也去了海南，在昌江縣叉河農場，同時一起去的還有錦就和一民等同班同學，以及其他班的校友。

一九八六年底，我帶着幼女以照顧母親、繼承父親遺產的理由定居香港。九十年代初，忠民、慰原等幾個高中同班同學，參加旅行團來香港旅遊，特意安排時間與在港同學聚餐，然後去西環志浩的貿易公司辦公室參觀，那次活動我才知道，志浩比我更早來港定居，卡片上的名字改為「志明」。他說，七十年代中期招工回城之後，先在廣州賓館開升降機，後來轉到對外貿易部門工作，八十年代初轟動一時的「進口垃圾煙葉」案，他受牽連；在與港商交往時認識了一些朋友，後來以私人理由來港定居，慢慢做起土產、陶瓷出口生意。他說，公司的業務是把國內的竹器、木器、陶瓷器等特產出口到外國，為了與外國人打交道，曾經下功夫「惡補」英文。

公司的業務上軌道後，志浩很熱心校友、同學聚會活動。他很早就學會用電腦，並用自己公司的電腦打印出「九中校友通訊錄」、「高二（1）班同學通訊錄」。他不但出席在港同學的聚會、與來港考察的九中校長教師茶敘，也經常回廣州參加九中校慶活動，以及高二（1）班同學的聚餐。二零零八年，壩兄安排兩部大型旅遊車，接載他的原初中班和高中班同學，去壩兄任職的位於番禺南沙的交通部造船基地參觀，這次志浩也參加了。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原高二級同學為賀趙克鏐老師九十九歲，在愛群大廈十六樓搞了一次聚餐。餐會上，我對趙老師說︰「真對不起，趙老師教我們的英文單詞、句式、語法，許多都忘記了；但趙老師的品格、學識、治學格言、愛生如子的態度，以及教給我們的人生道理，我們至今記在心裏。」志浩接過話頭，說︰「牛鬼講的只是他個人的情況；我沒有忘記趙老師教的英文，這幾年我還不時登門向趙老師請教。」趙老師說︰「看到同學們精神飽滿、充滿活力，好像回到學生時代，我自己也覺得『追回青春五十年』。」

二零一六年校慶，志浩參加了，在球場邊與我和慰原閒聊時，他說︰「回校參加校慶不是看誰來了，而是看誰沒來。」他說近年身體有點毛病，很難保證每年校慶都能出席。二零一八年九月初，高二（1）班約定在芳村「粥旺莊」聚餐，壩兄特意打電話告知志浩，約他參加。本來當日志浩在香港要到政府醫院做身體檢查，告知壩兄不能參加聚會，但中午開餐時他出現了。原來，負責做檢查的醫生臨時有事，打電話通知他改期，他便立即趕到紅磡火車站，乘直通車到廣州，趕來參加聚會。惠儀同學特意為這次活動買了一堆紅領巾，派給每人一條，叫大家戴上紅領巾再大合照。一時間，七十歲的公公婆婆又回到十四、五歲的少年時代，好像耳邊又響起少先隊的歌聲和鼓號聲。

志浩很珍惜每一次與同學見面的機會。二零一八年的「粥旺莊」聚餐，也許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志浩。正如他自己說的，聚會是「看看誰沒來」；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之後，再也看不到志浩的身影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情誼，將永遠銘刻在心中；那些同學少年的生活片斷，不時像電影紀錄片那樣在腦海重播。在同學們眼中，志浩的確是「少年得志、浩氣長存」。願他一路走好，早登極樂。（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民主專利

 

民主專利（隨感）

近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九日和十日），米國搞了個什麼「民主峰會」。據媒體報導，由米國提出、主導的「峰會」只邀請一部分國家參加，另外一些則沒有被邀請。中國政府一向被米國等「民主國家」視為「極權專制」國家，不獲邀請自是意料中事；台灣當局有米國撐腰，稱是「理念和價值觀相同」而受米國邀請也屬理所當然；而香港的逃亡政客、某政治團體羅姓前頭目，竟成為「嘉賓」並以視像發言，老牛覺得米國搞這些小動作比小學生更低水平。

什麼是「民主」？清末打開國門時，最初向西方學習的先賢創造了一個原本在中文中沒有的新詞「民主」，意思就是人民做主︰人民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發表意見的自由及管理國家的權利。十九世紀末開始，各國人民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制度而奮鬥，產生了一系列以民主為標榜的政體。有的國家用「君主立憲制」；有的國家廢除君主、建立「共和」；有的國家出現兩黨制，有的是多黨競爭，有的國家則是一直由一個政黨管理。可見，自從人類產生「民主」的概念，民主就不是只有一種模式，更不是某一國、一黨、一人的專利。

香港實施殖民主義制度一百五十六年，從無「民主」可言。在八十年代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訂明香港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歸還中國。「香港前途問題」塵埃落定，港英政府引入民選議員，並給香港人一個不切實際的民主期望。港英當局為將於九七年七月一日建立的特區政府和同日開始實施的「基本法」製造麻煩，故意在九七前（仍是英國權力之內）大改立法局組成，故意不與將來的特區立法機關銜接，另搞一套。北京當局不得不在九七前、在深圳開會成立「臨時立法會」，並宣布港英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不能「坐直通車」過渡到特區時代，全部要在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下車」。這便是九七回歸時期中英兩國鬥法的概況，也是九七回歸後那些所謂「民主派」一直要製造事端的由來。

北京當局在一九九零年頒布的「基本法」，承諾「循序漸進」最終實現一人一票普選的目標。回歸後由董先生到曾先生到梁先生，幾次推動「政改」、逐步增加民選成分，以達到基本法提出的「循序漸進」的要求。但每一次推出的「政改方案」，都因為有人堅持「立即普選」、不接受「循序漸進」、最後以全部「民主派」議員「綑綁式」投票反對，「政改方案」不獲通過，十幾年一直是「原地踏步」。二零一二年的政改方案，本來有人又要重施故技，幸好當時華叔力排眾議提出反建議，得到北京接納，才有後來的略為增加民主成分的選舉。

但是這次選出的「民主派」議員基本上不是議政，而是以拉布（故意拖延）、爭吵、肢體衝突甚至潑髒水等方式破壞立法會會議，以達到癱瘓政府施政的目的。到二零一九年六月，更是以「反修例」為名，煽惑一些人用暴力破壞社會安寧，以脅逼政府就範。一連串的暴力衝擊，迫使北京推出「國安法」來止暴制亂，然後推動「完善選舉制度、實現愛國者治港」，才讓香港由亂而治、重新回到正軌。那位曾經高喊「民主」口號的羅姓逃亡者，完全露出反中亂港的真面目，卻成了米國「民主峰會」的貴賓，由此可見米國搞個小圈子峰會，無非只是要做場戲給中國看而已，所以北京其實也不必有太大反應。（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從小做起

 

從小做起（隨感）

特區政府決定在中小學推行價值觀教育，並在十二月四日的「憲法」宣布加強憲法和基本法教育。我老牛當然舉手舉腳贊成。前年香港出現黑暴風潮，許許多多的大中學生捲入其中。親眼見過或經歷過中國「文革」的老一輩人，都覺得這場風暴與五十多年前的中國文革很相似。當時被黑暴青年針對的前美心集團創辦人之女伍姑娘，接受媒體訪問時，坦言「放棄這一代年輕人」。可見黑暴風潮時期的那些狂熱投入其中的大中學生，僅僅是為一個被扭曲為「送中」的法案修訂，竟然失去常性，瘋狂打砸、縱火、堵路、襲警，違法亂紀無所不用其極，實在很難讓人明白他們在想什麼、幹什麼、要達到什麼目的。

前年參與黑暴的大學生，正是香港回歸之後出生的新生代，他們沒有經歷過英國殖民政府管治的時期，認為他們「懷念殖民地時代」是有點牽強；他們也沒有受過五六十年代以及文革時期中共的「左」的「極權統治」，很難理解他們為何會仇視共產黨。也許，這些極端思想，很可能來自家庭或者學校的教師。這些年輕人的家長以及教師，大約正是三十二年前「八九民運」時期的中青年；如今在大學任教的教師，三十二年前正是在校的大學生，他們其實並不知道北京學潮為何會發生，只是在媒體報道和政客描述的片面資訊得到結論，認為北京當局是極權統治、鎮壓民主的惡魔。這種形成已久的偏見很難扭轉。

其實前年「黑暴」之前，二零一二年有「反國教」風潮，二零一四年有「佔中」、二零一六年有「旺暴」，前年以「反修例」為名的黑暴只是延續以及高潮。長期以來，社會任由名人、名嘴、才子、公子製造各種話題，青少年受社交媒體、常規媒體以及名人、才子們的誤導，個人主義膨漲、急功近利，不講付出努力、只問爭取權益，於是整個價值觀扭曲了。我們的學校和家長沒有對學生、子女加強價值觀教育，於是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政治氣候、特定的社會環境之下，年輕人的被扭曲的觀念就出現了令人震驚的爆發。

當然，前年參與「黑暴」的年輕人，許多人本來不是壞人，也許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有理想、有抱負、真心為民主制度而付出的；但他們在政客和背後策劃者的扭曲宣傳下，以為通過暴力可以改變社會、逼使當局改變他們認為錯誤的政策和做法。當有社會地位的人士提出「違法達義」時，他們就受到鼓動而投入暴力行動。所以，拖延至今還未完結的前年暴動案，被捕、被判的都只是在前線、有行動的年輕參與者，至於那些提出「獨」理論、主張暴力抗爭的「幕後大佬」們，至今未有被定罪和處置。我們的法律不主張「以言入罪」，所以那些「出口」的「精人」沒有事，被捕、被囚的都是「出手」的「笨人」。

如今政府痛定思痛，決心從根本做起，在教育內容加入價值觀教育，讓如今只是小學生的一代人建立起正確的價值觀，是應該的、迫切的、及時的。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肯尼迪）說過︰「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這是一個公民最起碼的責任感和國家觀。如今許多人忘掉前輩們的踏實肯幹刻苦勤勞的「獅子山下精神」，不肯付出努力，只想更多福利，這就是沒有從小灌輸正確價值觀的惡果。（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