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百年

省港百年（學習筆記）

今年六月二十三日，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沙基慘案」一百周年。發生在廣州的「沙基慘案」是因為上海的「五卅慘案」而起。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學生二千餘人上街遊行，抗議日本紗廠資本家槍殺工人領袖顧正紅，並要求當局收回租界。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逮捕百多人，隨後示威群眾聚集在英租界巡捕房門口，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英國巡捕突然向聚集人群開槍，當場打死十三人、傷幾十人。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

                              （設在廣州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

六月十五日，總部設在廣州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為上海發生的英國巡捕槍殺中國學生的「五卅慘案」，去信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各工會團體，要求立即組織全體工人罷工，抗議英國軍警暴行。六月十九日晚，香港海員、電車工人、印刷工人及其他行業工人開始罷工並返回廣州，香港多所學校學生也紛紛罷課響應。二十五萬罷工工人到達廣州後，中華全國總工會舉行特別大會，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決定封鎖香港、禁止船隻來往、切斷各項供應，令香港陷於癱瘓。這就是著名的「省港大罷工」。

                              （廣州珠江邊的「沙基慘案紀念碑」）

六月二十三日，參加省港大罷工的香港工人和廣州市民、工人、學生以及當時的黃埔軍校師生共約十萬人，遊行到與廣州外國租界「沙面」（珠江邊小島）有一條小河「沙基涌」之隔的沙基，到達沙面東橋附近，向駐守沙面的外國軍警高呼口號，抗議英國巡捕在上海製造「五卅慘案」；沙面租界的英法水兵向小河對岸沙基的遊行人群開槍，停在沙面外珠江面「白鵝潭」的外國軍艦也向遊行隊伍開槍，當場打死五十二人，重傷一百七十多人。這就是「沙基慘案」（或稱「六二三慘案」）。為紀念事件，國民政府將沙基定名為「六二三路」。第二年，廣州市政府在發生慘案的沙面東橋附近，建立「毋忘此日」紀念碑」。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開始的省港大罷工持續了一年多，香港經濟蒙受甚大損失。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較熟悉中國文化的港督金文泰接任後，與廣州政府展開談判。他致函廣州政府，提出通過談判解決罷工問題。隨後，廣州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向港方提出，香港政府須賠償工人在罷工期間的損失，以及重新安排工人的工作。港英方面則表示，工人先前的工作職位已有人接替，不可能重新安排；如果香港的商人自願為結束封鎖而償付這筆費用，香港政府不會阻攔。最後雙方達成協議，若香港商界願出資賠償工人的經濟損失，廣州政府將積極協助工人結束罷工。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國民政府致函英國駐廣州總領事，稱罷工工人封鎖香港行動將於十月十日前結束，中國政府將對進口貨物和奢侈品加徵附加稅，用來償付罷工委員會。十月十日，「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對香港封鎖，並宣佈結束罷工行動。今年六月是「省港大罷工」爆發一百周年。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爆發海員罷工。英資財團渣甸、太古兩家船務公司的六千名華人海員，因為不滿薪金比外國海員低，只有外國海員的五分之一，要求取消歧視制度，增加薪金到與外國海員看齊，但被資方拒絕，於是宣布罷工，其後罷工人數增至三萬人，罷工工人離開香港步行到廣州，導致香港全部海輪停頓，貨物堆積，碼頭癱瘓。港英警察封閉領導罷工的海員工會總部、拆除工會牌子。香港海員罷工得到當時廣州國民政府及孫中山先生的支持，正在廣西指揮革命活動的孫中山多次打電話慰問罷工工人，並指示廣州國民政府予以經濟支援。罷工持續五十五日，最後資方答應工人的加薪要求，香港警察也承認海員工會的合法地位，重掛海員工會牌子，工會恢復運作，宣布罷工結束，罷工工人重返香港。

孫中山先生青年時代在廣州博濟醫院附設醫科學校學習。一八八七年，香港商人何啟捐資在香港創辦雅麗士醫院，並在醫院內創辦西醫學院，孫中山即由廣州轉至香港西醫學院學習，成為該校首批十八名學生之一。孫中山常與好友尤列、楊鶴齡、陳少白在香港商討反清大計，時人稱之為「四大寇」。一八九五年，孫中山在上環士丹頓街十三號設立「興中會」總部，以「乾亨行」名義掩護，推黃詠商為會長。但在清政府壓力下，港英當局一八九六年頒「放逐令」，不准孫中山進入香港，為期五年，期間孫中山多次乘船到香港都不能登岸，只可以在船上與革命志士會面。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孫中山在香港大學陸佑堂公開演講，稱「香港與香港大學是我知識誕生之地」。

                               （上環基督教青年會，魯迅先生曾在此演講）

老牛去年二月的一篇題為「香港故事」的小文中提到︰中國近代文學家魯迅、蕭紅、許地山、張愛玲等人都曾在香港生活或活動；黃永玉年輕時在香港辛勤創作、發表作品而成為知名木刻家、畫家、美術教育家；漫畫家廖冰兄年輕時也曾在香港發表許多膾炙人口的政治漫畫，後來才返回廣州；曾任民國時期教育部長的教育家、翻譯家、革命家蔡元培晚年居香港，去世後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中共才子、曾任外長的喬冠華也曾在香港留下足跡；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香港人黃作梅，因為抗戰期間營救英軍而被港英當局授予MBE勳銜，可惜在一九五五年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遇難去世。

中共早年在香港的活動也曾是中共引以為自豪的事跡。例如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員罷工」、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以及抗日戰爭期間，香港居民組成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參與抗日遊擊戰，並營救被俘英軍，以及轉移被困於香港的大批中國內地知名作家、藝術家、學者、教授。這些香港近代故事，很可能吸引內地的「深度遊」旅客作深入探究。認真說好香港故事、發掘香港的歷史文化和人文景觀，讓內地旅客了解、認識香港，特別是香港在中國革命歷史的地位和價值，甚為重要。

上世紀二十年代是一個風起雲湧、革命浪潮澎湃的時代，曾經發生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余生晚也，未曾親歷，上述歷史故事都是在教科書或歷史著作中得到的。若香港政府趁「沙基慘案百年紀念」、「省港大罷工百年紀念」之機，指派歷史研究專家，整理香港近代史蹟，並突出宣傳歷史名人在香港的活動遺址，也許會吸引內地當今喜歡「懷舊」、「探秘」、「打卡」、「深度遊」的年輕人，來港尋找著名事件的歷史現場以及歷史文化名人的足跡，這是港府大力提倡「盛事經濟」以外的「歷史文化之旅」，對提升香港和內地年輕人的素養、提升年輕人國家民族認同感、自豪感，將會大有裨益。（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