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李教授

憶李教授（憶舊）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在海南農場所在縣，參加了文革結束後宣布恢復的第一次高考（即「七七級」）。我的成績過了錄取分數線，但眼見同時報考的老知青一個一個接到錄取通知書，我一直沒有消息。一九七八年三月開學之後，據悉北京要求各地「挖掘潛力擴大招生」，縣招生辦通知未被錄取的考生到縣招生辦重報志願。縣招生辦主任說，廣州地區擴招的對象是自行解決住宿的「走讀生」；他提醒考生「不要好高騖遠、只報名校」、「當過民辦教師的，報考師範院校錄取機會較大」。我聽從招生辦主任的提示，第一志願報了師院中文系。從縣城回到農場，我立即寫信給母親，請她向老上司陳校長求助，看看能否在陳校長的宿舍借宿。我聽母親說過，陳校長的丈夫是師院教授，住在師院宿舍。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旬，我終於接到錄取通知書，趕緊收拾行李離開海南中部山區農場，五月十九日趕到師院中文系報到。那時已經開學兩個月，其他幾個「走讀生」都報到了，我是最遲的一個。班主任繆老師對我說︰「李教授拄着拐杖親自走到系辦公室，找到我和另一個負責招生錄取的溫指導員，說︰『聽說國家要求擴大招生，我系要多招十名走讀生。這位黃同學考試分數上線、評語也相當好，如果能錄取，只是要自行解決住宿問題，那就住在我家吧。』教授親自為你保薦，你才有機會上大學，你要好好攻讀，不要辜負李教授的期望。」辦好入學手續，我才按母親寫給我的地址，上門去找李教授面謝。

李教授住在師院東區宿舍區的教授小樓。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李教授。他身材高大，體形略胖，聲音宏亮，態度親切和藹。他問了許多我的知青歲月的生活、工作以及家庭和學習情況，然後說︰「你現在最重要的是趕功課，一面借同學的各科筆記來抄，一面應付每天的功課，你還要走讀、花在路上的時間多，一定會比其他同學辛苦。但既然那麼艱苦的知青生活你都熬過來了，相信你能應付得好。」他還說，大學的學習方法與中學完全不同，不但要留心聽、認真記筆記，還要多看書、多思考、做讀書筆記、整理資料卡片，花的功夫很多，所以一定要專心。我謝過李教授，便趕回家，開始應付四年的大學生活。

其實李教授沒有上過我們七七級的課，他主攻現代文學、魯迅研究，這門課程由現代文學教研室的講師講授。我有時會在傍晚時分到李教授住處去探望他，我不談學業、課程內容和上課情況，只是向他請教學習方法；他也不會問教師和學生的表現，只談研究方向和選題、使用工具書、擴大知識面、多向思考、融會貫通等。他說，幾年大學生涯無法把所有的知識都學到，學習是終身的，大學幾年就是要打好基礎、練好基本功、養成主動學習、發現問題、研究問題的能力、掌握研究方法，為將來工作做好準備。李教授不是直接給我授課的老師，他是我的人生路向的導師。一九八二年二月，我從師院畢業，分配在省直屬機關。李教授知道後非常高興，說︰「你不是某一科目特別突出，但各科成績都好、知識面廣、綜合能力強、個性溫和穩重、工作認真負責、對人態度好，所以派到機關是合適的。你要勤懇工作、任勞任怨、忠於職守、細心冷靜處事。」

我母親一九四九年初開始在李夫人、即我們口中的「陳校長」所在的小學當代課教師，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解放，我母親按人民政府的政策轉為正式教師。廣州解放的時候，李教授是出面接收教育部門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初期常到區內各中小學校巡視，五十年代中期才轉到師院任教，所以母親早就認識李教授。李教授夫人陳校長住在廣州市郊區石牌的師院宿舍，每天搭公共汽車出市區她負責的小學上班，早出晚歸，中午休息時間偶爾會到我家歇息；母親與陳校長情同姐妹，無所不談，陳校長甚至連膝下沒有兒女的苦惱心事也跟母親傾訴。

八十年代初，每年春節我都會與母親、太太和女兒給李教授、陳校長拜年，對李教授夫婦的稱呼，也跟隨小女孩改稱「教授伯伯」、「校長婆婆」。李教授在師院退休後，離開東區的教授小樓。廣州市有關部門給李教授安排住處。一九八六年我到香港定居後，仍會抽時間與母親一起探望李教授夫婦。

最後一次見到李教授是一九九七年。母親從國民大學校友的來信中得知，李教授病重，住在省人民醫院東病區。四月中旬，母親帶我和太太回廣州祭祖之後，趕到省人民醫院東病區去探望。進到病房，簡直認不出李教授的模樣︰雖然仍是高佻，但體形瘦削枯槁，體重也許輕了一半，眼眶和臉頰凹陷，白髮稀疏，聲音平緩輕細；但可以下床走動，雙眼仍有神，神情樂觀，充滿自信。校長婆婆說，如今藥物已經不太起作用，只是隔天輸血維持生命。母親與他們倆閒聊了大約半小時，囑病人好好休養，我們便告辭，趕去東站搭火車回香港。幾個月後，母親接到民大校友的來信，說李教授已去世，幾天後陳校長也去世。一對鶼鰈情深的老教育工作者相隨而去，令人扼腕。（二零二六年五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