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權益

工人權益（隨感）

聖誕節及新年是傳統旅遊旺季，從電子媒體看到香港假日出行的擁擠場面、從好友們出行時在手機程式分享的「打蛇餅」情景，既為擠逼的市民和好友感到不安，也為香港人享受假期、歡天喜地、興奮雀躍感到開心。內地遊客和東南亞旅客專程來港享受假期，對香港的節日氣氛讚不絕口；各大商場都出盡法寶吸引顧客，氣氛熱鬧，作為香港人一分子，老牛也為外地客人對香港的讚譽感到自豪。香港這個傳統假期的「節日氣氛」真的來之不易，因為不久前大埔屋苑造成一百六十一人死亡的大火，令全成陷入巨大悲痛之中，政府宣布取消除夕煙花匯演、早就準備好的聖誕燈飾也停止亮燈幾天以示哀悼；如今節日來臨，市民仍然滿懷信心出行，也顯示出香港人走出陰影的韌性和樂觀。

為了應對假日出行的人潮，政府各部門和各大交通運輸公司的員工都減少休假、增派人手疏導旅客。老牛向犧牲個人休息、全力投入工作的政府公務員和交通運輸機構員工致敬。香港出行踴躍、商場熱鬧的「節日氣氛」也不是必然的，因為從媒體的報導中得知，全世界許多地方的機場、鐵路都有罷工，令有意出行的市民感到不便。例如歐洲多國今年都面臨聖誕機場罷工潮，導致部分航班延誤或取消，行李處理受阻。英國、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都有機場員工工會預告，會在聖誕和新年假期發起罷工。倫敦盧頓機場的易捷航空地勤人員早前罷工四天後，宣布會在十二月二十六日開始再罷工四天。在倫敦主要交通樞紐希思羅機場，北歐航空的機組人員也發起罷工。

在西班牙各大機場，廉航瑞安航空在當地的地面服務合作夥伴的員工在聖誕至新年期間，每逢星期三、五、六、日發起罷工，時間從清晨五時至上午九時、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以及晚上九時至凌晨零時。西班牙多個國內航線的瑞安航空航班受影響。在意大利，當地機場地勤人員工會本月中已罷工一天，工會呼籲各地機場在明年一月九日下午一時至五時再次罷工。此外，韓國鐵路工會也在假期發動罷工，抗議薪酬過低和工時太長。

在美國的朋友告訴我，原來美國的超級市場在感恩節和聖誕節假期，通常會關門或者縮短營業時間、提早打烊，讓員工休息。友人說，美國人的觀念是工人有休息的權利，美國的工會力量強大，時時高舉「保障工人權益」大旗，不允許工會會員「加班加點」，所以老板也不會要求員工在節假日上班，市民要購物準備過節就要「有買趁早」，不要期望在節假日才興高彩烈去購物，「增添節日氣氛」。美國朋友的陳述的生活日常，令我明白東西方觀念的差異。

在香港乃至中國內地，根本沒有像美國那樣節假日超市縮短營業時間這回事；香港飲食業特別是一部分中式酒樓，以往有「歲晚收爐」的傳統，但如今多數都宣示「全年無休」；商場、超市更是在節假日延長營業時間以方便顧客，因為節假日正是生意最旺的時候。四十年前，老牛一家子還在內地生活，那時牛太是廣州一家最大商店（號稱「全國十大商場之一」）中的一個部門商場任經理，管住一百多人。商業部門的原則是「商店日日營業、員工輪流休假」，凡是節日假日正是最忙的時候，牛太就要加班加點，於是老牛就成了「湊女公」，在節假日自己帶着兩個女兒去公園玩，沒有機會享受全家一起過節的愉快。也正因為這樣，老牛對節日假日的觀念很淡，完全沒有什麼「儀式感」。

難道香港乃至中國內地不重視員工的休息的權利？非也，我們同樣保證員工的休息，只不過是用「輪休」、「調休」、「補休」的方式，保證員工有法定的休息時間，同時也可以讓商場能夠營業、滿足市民的生活需要。這樣的工時安排模式，入行之初就已經明白，也就是說，「食得鹹魚抵得渴」，做得「服務性行業」，就要有「節假日可能要返工」的思想準備。其實，除了商店售貨員，多個行業、多種職業都不是「放銀行假」的，香港的紀律部隊、市政工人、環衛工人都是按照部門安排的「更表」休假而非按「紅日曆」放假的。正因為有那麼多行業、工種的人員，在節日假日仍然出勤為市民服務，整個社會才可以正常運轉，讓大部分市民可以享受節日假日的樂趣。（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身教言教

身教言教（亂彈琴）

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在巨著「安娜．卡列尼娜」中寫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當然，所謂「幸福家庭」也許是極具爭議的話題，是否「幸福」只是自己的感覺，並無既定的標準。「幸福家庭」條件好、起點高，當然比「普通家庭」、「不幸家庭」要優越，孩子成長道路也許更順。但是如果「幸福家庭」忽視對孩子道德觀、價值觀、人生觀的教育，未必能培養出優秀的孩子。貧困、不幸的家庭，如果家長灌輸給孩子正確的人生道理，以自己的努力奮鬥為孩子樹立榜樣，也可以教育出有志氣、有出息的孩子。近日在手機資訊中看到多家貧寒家庭孩子奮發成長的勵志故事，令人明白，家境貧困、識字不多的父母也可以教出懂事、自愛的孩子。常言道「身教重於言教」，家長對孩子的身教和言教，是影響孩子一生成長的極為重要的因素。

我姨丈是個才子，懂得英文、俄文、日文，抗戰期間跟隨廣東省財廳撤退到粵北，在粵北山鄉與姨母結婚。但姨丈飲酒、抽煙，不時會酒後失言。婚後頭兩胎都夭折，姨母後來再產下四個孩子，有兩個發育不正常。內地解放後，姨丈在一家國營公司工作，五十年代中期，也許是因為酒後失言冒犯領導，突然被下放到廣州市郊區一個農場。每個星期六下午回家，就到後街的小店買二両「五加皮」或「九江雙蒸」，然後在小食店買一碟蒸排骨，坐在屋前小石桌旁邊自斟自飲。酒落肚後就開始罵人，罵姨母沒教好孩子、罵孩子不成器，成日「家嘈屋閉」，毫無家庭溫暖可言，真是「不幸家庭」。幸好兩個發育正常的孩子都很懂事，表弟初中輟學做零工幫補家計，八十年代中經在美國的親戚申請，去了美國做廚師，有外匯寄回來，生活才有所改善，不過其時姨丈和姨母都早已去世。

老牛在廣州的一位親戚，兩個孩子都是七十年代出生，那年月還是廣義的「文革時期」，還沒有電視、沒有卡通片，更沒有手機。讀小學的孩子放學回家就打開收音機，一邊聽故事一邊寫作業，聽到好笑處就哈哈笑一陣，又再低頭寫幾筆，做到大人下班、煮飯、吃晚飯還未做完功課，晚飯後在大人喝罵下繼續寫作業，一點點功課竟然拖了四個小時。這樣當然讀書不成，到八十年代社會正常化、不再是文革時期那樣「讀書無用」了，但小學基礎都沒有打好，讀完中學沒考上大學，出社會也很難找到工作，只能由親戚介紹和安排，才勉強有一份工作謀生，在社會上不但沒有競爭力，甚至沒有獨立生存的能力。

二十幾年前，牛太在一家中資公司工作，同事們不時會結伴參加旅行團，關係很密切。有位同事華姐的獨子當時讀三年級，八月尾一天上班時，華姐拿着兒子的暑期功課回來，撕開一張張交給各位同事，說︰「兒子明天開學要交暑期功課了，請各位幫忙一人做一頁，讓他明天有得交。」這個孩子本來很聰明又好記性，中國歷史人物和故事說得頭頭是道。但有個這樣不重視學業的媽媽，自然讀書不成。華姐說︰「不要緊，我自己十七歲就出來做生意，怕什麼！」後來「沙士」之後牛太所在的公司倒閉，華姐的兒子也中學讀完，就跟着華姐開小食店。

牛太另一位舊同事溫姨婆是八十年代嫁來香港，只有一個女兒。女兒長大後嫁給一個在香港工作的外國人。這位外國人女婿每逢假期都帶孩子出去外國旅行，爬山、滑雪、游水；今年暑假就送孩子去南沙參加一個什麼訓練營，學體操、學跳舞、學普通話。平時在家不開電視，不讓孩子看手機，只讓孩子看書閱讀；如今幾個孩子都很有運動細胞、很活躍、很外向、很勇敢。牛太的舊同事一起飲茶時，都說溫姨婆的外國人女婿很懂得培養孩子，將來這幾個孩子一定成材。

中國人有一句老話叫做「家和萬事興」，老牛相信，以中國人的倫理觀念和智慧，若能做到家庭和睦，不論富有或者貧窮，都可以感受到幸福。孩子在和諧、溫暖的家庭中成長，家長以自己的言行對孩子適當的示範和引導，孩子就有機會自覺學習、努力上進。家長向孩子灌輸正確的觀念，孩子就會明白道理。富有家庭的家長要教導孩子明白「幸福不是必然」，不要看不起人，要有同情心、同理心、愛心，關心他人、關心社會；貧困家庭的家長要告訴孩子要自愛、自立、自信、自強，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通過學習掌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用我雙手找到我欲求」，不要自暴自棄、不要羨慕別人。父母在孩子幼年時就教導正確的觀念，啟發孩子的潛能、培養孩子鑙研的耐性和適應社會、克服困難、自己動手的能力，孩子讀書時代就可以順利成長。（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澳洲禁令

澳洲禁令（亂彈琴）

從媒體報導得知最新消息︰澳洲政府從十二月十日起，禁止十六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包括「臉書」、「優吐」、「剔托」、「愛克斯」等十大知名社交媒體。澳洲政府認為，社交平台充斥不適合青少年觀看的不良資訊，包括暴力、引導自殺等。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稱，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是讓青少年免受社交平台負面資訊的影響，讓青少年有更多時間學習和鍛煉身體。社交平台「X」的老板馬斯克指責澳洲的禁令是「非法」、限制資訊自由。

其實多個國家都推出類似的「禁令」，包括「校園禁令」及使用手機的時間和年齡限制，避免青少年特別是學生沉迷網上資訊、過於倚賴上網查資料找答案而懶動腦筋，以保護青少年智力和道德觀念的健康成長。例如，法國禁止十五歲以下學生在學校使用手機；芬蘭禁止中小學生在上課時間使用手機；瑞典由明年起對七歲至十六歲學生實施手機禁令；南韓明年起禁止學生在課堂使用手機；英國建議學校全日禁止學生使用手機；丹麥禁止十五歲以下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美國佛羅里達州立法，公立學校禁止學生在課堂使用手機，多個州份紛紛仿傚。這些禁令的目的，都是要防止青少年「手機上網成癮」。

我老牛因為老花加散光、視力漸退，本來就抗拒看手機，曾經在博客上寫過幾篇關於手機的「隨感」。二零一五年十月，當時有許多人只顧玩手機、忽略照顧小孩而出事，我寫了一篇題為「玩大過天」的小文；二零一六年一月，有感於許多人被手機迷住了，地鐵車廂固然十之八九是「低頭一族」，邊走邊看手機也大不乏人，便寫了「科技奴隸」一文，勸諭人們要自我制約；二零一七年四月，看到媒體關於學童玩手機成癮的報導，寫了一篇「以身作則」，提醒家長教導孩子不要沉迷玩手機時，自己首先要以身作則；二零一七年十月，看到媒體上關於有人玩一款最新手機遊戲日夜顛倒、不眠不休導致眼睛失明，有人痛斥電子遊戲是「電子鴉片」，我再寫了一篇「電子鴉片」，指出︰明知不應該沉迷而繼續沉迷，那是個人的責任，不要把責任推給電子遊戲軟件設計者。

但是整個社會仍是繼續向著玩手機不能自制的方向進發。職業司機在等紅綠燈那幾十秒鐘也要用手指在手機上撥弄；有人邊駕車邊看手機，甚至雙手離開方向盤；邊走路邊看手機、碰到別人也不會說一句「對不起」；吃飯上菜時「手機先吃」已成定例；一家人或者一班朋友餐聚，人人都把手機放在餐桌上，嘴上吃著、眼卻瞄著手機、手在撥著屏幕。有博友在老牛的博客上留言，為把手機擺在餐桌辯解，說「盯住手機可以是人性一種美德，就是不要錯過朋友傳來的重要資訊」；我回應說︰「其實並非人人都那麼忙碌，忙到連吃飯都要辦公事，許多人只是貪玩、放不下、不能自制而已。」嗚呼，什麼親情、友情、愛情、人情，都被手機的虛情吸引去了，還有什麼真情可言？

九十年代末期手機普及，許多駕駛者一邊開車一邊講電話，一手握方向盤、一手持手提電話，分散精神，險象橫生。有見及此，政府為適應手機普及的大勢，早在二零零零年就立例，禁止駕駛者使用手提電話；必要是應使用「免提裝置」即是用耳機，目的是雙手不能離開方向盤。二十幾年後，今天的手機不單是「移動電話」只可以通話那麼簡單，還有屏幕、有更多功能；屏幕可以視頻通話，可以看短片和視頻資訊、故事、新聞，而且不斷「撥」不斷有新內容。於是，近年人們邊駕車邊用手機就不單是手持手機講話，而是一手拿手機、另一手在屏幕上「撥」；眼睛看着屏幕而不是看前路，這比二十年前只是「得把口講」更加險象橫生。老牛就見過，有大型貨車司機在等燈號的二十秒時間，雙手離開方向盤「撥」手機，直到轉燈號還不開動，後面的司機響安催促，燈號前的大型貨車司機才抬頭開車。

老牛也親眼見到，家長或外傭在兩三歲、四五歲小孩鬧別扭時，就打開手機，找到兒童卡通片的內容，把手機往孩子面前一放，孩子立即「聽話」，靜靜看手機的小屏幕。媒體人戲稱這是「電子奶嘴」。老牛也見過，一些人在等地鐵、等電梯時雙眼盯着手機，車門開了、電梯門開了也不前進，後面的人說也不是、行也不是；等到看手機者抬頭邁開腳步，車門、電梯門就要關了。這叫做「慢幾拍」。也有人在地鐵車廂看手機的短片或「搞笑視頻」，聲音頗大、騷擾他人，往往令旁人側目。這叫做「旁若無人」。

手機普及、手機程式日新月異、現代科技實用化，固然是推動社會進步、讓人們享受科技帶來的方便和樂趣。但是，同一時間，手機和科技普及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能忽視。如今澳洲以及歐洲多國都在限制青少年使用手機方面頒布「禁令」，顯然當政者已經看到沉迷手機、過於倚賴網上資訊的負面影響。老牛看過一個視頻，內容說︰「想毀掉一個孩子很容易，就讓他玩手機。」這話雖然說得絕，但頗有道理。青少年缺乏自我制約能力，如果在學期間的孩子沉迷手機而忘掉要做的正經事、忘掉要學的功課、忘掉自己的任務，失去的時間就再也追不回來了；當他明白道理的時候已經晚了。所以，家長、大人也應提醒自己不要沉迷玩手機，為孩子樹立一個好榜樣。（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長輩教誨

長輩教誨（憶舊）

近日看到一個視頻，內容是內地一位從事心理輔導的劉姓教授，談他的「人生導師」，是他的兩位舅舅和祖母。大舅舅在村裏拉馬車，他對小時候的劉教授說，要離開家鄉才能拓展眼界。小舅舅是出色的木匠，手藝好、待客好，一段時間之後整個鄉就只剩下他一個木匠，其他木匠都沒有生意，只好到外地謀生，木匠舅舅告訴他，一定要專心做好自己喜歡做的事。劉教授的祖母做事充滿拼勁，年輕時受僱割麥子總是比別人快一倍，她說做工不要總想着休息、不要怕苦、不要懶。這些長輩的平實的語言和行動，影響了劉教授的人生抉擇和道德觀念。

老牛對劉教授所言甚有同感。其實人生許多知識和道理不是在課堂學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在長輩的言傳身教中學到的。我母親說過︰「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家長的言行，對孩子的一輩子都有影響。我自己一直覺得，家中的長輩的教誨和表現，直接影響我的成長和三觀形成，令我一生受益。

我五歲入讀幼稚園中班之前，一直由祖母帶。祖母少年時曾經纏足，走路很困難，但她仍一手包辦家務。祖母不識字，但懂得多道理。她說「人眼是稱，人手是升」，意思是︰商家是否交足斤兩，用眼看或者用手掂量就知道。小時候我總是要母親哄我才睡，祖母對我說︰「男孩子要學會堅強，學會獨立，不能太嬌嗲，不能太倚賴。」三年級的時候祖母去世，第一個難題是沒有人給我們做飯，母親早出晚歸，姐姐哥哥在學校時間長，最早放學是我，於是做飯的重任就落在我身上。第一天煮飯，我很吃力才把鍋放上爐子上，衣服前襟被鍋底揩黑了一大片，直到天黑了，還沒把火生起來，急得哭了。我這才明白，祖母永遠不會回來了，沒有人可以倚賴，我們要學會獨立，學會自己照顧自己。

母親當然是「第一個老師」。她是師範學校畢業再讀大學教育系、一直當教師和教育行政工作，她很能控制情緒，從來沒有因為我做錯事就打罵或者訓斥，只是耐心講道理。她鼓勵我德智體群美全面發展，鼓勵我做好功課之後參加課外活動、發展課餘愛好。我從小喜歡畫畫，常常在牆上、地上、家具上亂塗亂畫，母親叫我不要畫在牆上和家具上，要畫在紙上，於是她把工作中廢棄的紙帶回家，釘成小本子給我畫畫。小學五年級，我開始參加廣州市青少年業餘體校訓練，每個星期有兩個下午訓練，少了看書和做功課的時間。她說︰「只要安排好時間、留心聽課、專心做作業，就不怕影響學業。」還叫姐姐把舊褲子改成「燈籠褲」（褲頭褲腳都有橡筋的練功褲），讓我好好練功。

母親常說，「自己的事自己做，不會做的就學做，不要倚賴別人」。所以我十歲就學會拿針線、衣服褲子紐扣掉了就自己釘、褲頭橡筋鬆了就自己重新穿過、衣褲襪子破了就自己補。母親自己的手袋裏不但有針線包，還有萬金油和手帕。我問她為什麼會帶這麼多東西在身邊，她說，有時自己會需要，有時身邊朋友和同事有什麼頭暈、作嘔或不舒服，就拿出萬金油搽一搽，幫到自己也幫到別人。母親六十年代起一直在職工學校擔任行政工作，早出晚歸，食無定時，但是她做事甚有條理，所有文件、用具、書籍、資料都有固定位置放好，隨手可取，不用翻箱倒櫃，雖然忙碌但從來不會亂成一團；不論公事私事，每一件事都作記錄，隨時可以查閱。晚年母親寫回憶錄，就翻查筆記本，何事、何故、何人、何狀、何時、何地都清清楚楚。母親做事有條理、有效率，成為我後來執行「五常法」（按︰指「常組織、常整頓、常清潔、常規範、常自律」）的依據。

外公晚清時在省城讀「省立工業學堂」，古文功底極好，又接受新思想。外公外婆雖然是舊式婚姻，但幾十年相敬如賓、舉案齊眉，我從來沒有聽見過外公外婆吵嘴。中學生時代，我在學校有很多事務，例如搞黑板報、搞學生組織活動和課外小組活動，往往很晚才回家。外公對我說︰「人們常說能者多勞，老師看到你有能力才請你做；但其實是勞者多能，親手去做，做過就會做了、有能力了，所以不要怕難、不要怕煩、不要怕吃虧，多做正是提高自己能力的機會。」一九六八年秋，「文革」大亂尾聲，全國在校學生都要「上山下鄉」，我接到下放海南島農場的通知。外公對我說︰「我未曾去過海南島，聽說那地方多原始森林，有山嵐瘴氣、蛇蟲鼠蟻和山螞蝗，要小心保護自己免受傷害，但不要怕，要勇敢前行。男兒志在四方，去遠的地方沒有所謂。最重要賣力肯幹、不怕勞苦、不要計較、要抵得諗。俾心機去做，總會有出頭機會。」就這樣我在海南島待了九年半，一九七八年考上大學才回到廣州。一九七五年六月外公去世，我也沒有來得及送這位重要的「人生導師」最後一程，留下永遠的遺憾。

外公去世後，母親搬到樓下與外婆同住。一九八一年母親來港定居，我的小家就與外婆同住。外婆一向都很疼愛我，說我聽話、勤力、敬老、有禮、做事穩妥。外婆身體健康，不用吃血壓藥、維他命之類，只是有時有點咳，給她買「川貝枇杷露」服食就沒事了。她生活一直都能自理，自己端熱水抹身、自己洗衣服、補衣服。我的小家負責外婆的早餐和晚飯，因為我和牛太中午都不回家，孩子上小學，中午寄托在岳父母家，晚上才回來，所以住在二樓的姐姐家負責外婆的午飯。我們上班後，外婆大部分時間是自己搬個竹椅坐在門口，看小人書、看馬路的車、看小巷的孩子們玩耍。外婆一九八二年二月因中風去世，終年九十二。她與外公幾十年互敬互愛、互相尊重、有商有量、從不爭吵的夫妻相處之道，以及晚年生活仍能自理的能力，都是我們晚輩學習的榜樣。（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政改折騰

政改折騰（隨感）

今年十二月七日，是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投票日，合資格選民將用自己手上的一票（部分功能組別選民還要多一張選票），選出第八屆立法會的九十名議員。政府落足心機、全體動員、加大宣傳，期望選民屆時踴躍投票。各政治團體或者聲稱「無政黨、無政治聯繫」的「獨立候選人」，也出盡渾身解數加碼宣傳，努力博取選民的眼球。但是，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發生、焚燒四十三小時、造成一百五十多人死亡的大埔宏福苑大火災，打亂了原本的部署，全社會全情投入救災、賑災行動，多項活動包括演唱會都暫緩或取消。不過，政府最終決定，立法會選舉仍按原定日期進行。此時此刻，老牛很自然想起二十八年來香港的政治制度改革的折騰。

二零零六年三月，老牛在博客寫過一篇題為「賭一把」的小文，文中說︰「綜觀二十年來香港各色人等參政的形態，就會發現，不管何種政治傾向、何種派別，都有兩個共通的致命傷，一是以商人心態討價還價，二是以賭徒心態賭一把。最近（按︰指二零零六年）政改方案未獲通過，就是兩種致命傷同時生效的典型。」看看這些年來，幾屆特區政府做的「政改諮詢」，以及二零一二年的「國教爭議」、二零一四年的「佔領中環」、二零一六年的「旺角暴動」、二零一九年的「黑暴事件」，就知道老牛對政客「賭徒心態」的評斷沒有過時。

一九九零年北京頒布香港基本法，承諾將會實行普選。當時距離香港回歸還有七年，即是說，還是港英當局管治。末代港督彭定康到任後不久，便推出他的政改方案，擴大直選範圍，故意不與九七年實施的基本法銜接，給香港人製造了一個可以更快實現普選的美夢。北京一直期望「循序漸進」、逐步擴大直選以達至全面普選，當然不會接受肥彭在九七前故意製造的一套，所以九七年七月一日前一晚，港英時期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全部「落車」，由北京主導、在深圳開會組成的「臨時立法會」（臨立會）成為特區的立法機構。

二零零三年「沙士」爆發，當時政府有意為「二十三條」立法，泛民主派不接受，多種怨氣引發當年「七一大遊行」，董伯伯以腳痛為由請辭，由「煲呔曾」接任餘下任期，然後再做一屆。當年，港府經過接近一年的諮詢，吸收各方各派的意見，小心權衡，推出一個令香港政制向前邁進一步、符合北京定下的「循序漸進」原則的政改方案。但一班「泛民」以商人心態討價還價，不過政府表明並無比這個更好的方案。討價還價不成，「泛民」提出方案以外的「普選時間表」，但這不是「煲呔曾」做得到的事。眼看所有民調都傾向通過政府的政改方案，「泛民」偏要賭一把，決意「捆綁式投票」，結果政制原地踏步。

四年之後，港府再推出下一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辦法「政改方案」，在選舉團組成、提名辦法、立法會議席等方面向前邁進一步，期望可以做到「循序漸進」。一眾泛民又想照四年前那樣阻止方案通過，寧願政制原地踏步也要「立即普選」。幸得華叔臨終前力排眾議，提出反建議，得到北京接納，政改方案才可通過，也因此才有二零一二年的擴大選舉團、增加民主成分的行政長官選舉，以及增加議席的立法會選舉，總算符合「循序漸進」原則向前走了一步。

這一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剛落幕，距離下一屆還有幾年，親手拖慢政改步伐的人馬上祭起「立即普選」的旗幟，再豪賭一次。這次是以七百萬香港人的前途和香港經濟前景為賭注，由幾位對香港實行普選「等得不耐煩」的人士發起、一群新晉政治熱心分子參與，提出「佔領中環」，宣稱是要以此迫使北京「落實真普選」。有人慷慨激昂，宣稱「人民自主、立即普選、佔領中環、蓄勢待發」，表明不惜以身試法、以身犯險，製造悲情，以吸引市民眼球。全國人大常委會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媒體稱之為「八三一框架」）。一眾「泛民」極為滿，發起「黃傘行動」（按︰這便是所謂「黃絲」的由來），以及「佔領中環」。最終政改不成，一切照舊。

二零一五年的政改失敗後，中央明白當時不是推動政改的時機。踏入二零一九年，當時以林鄭為行政長官的特區政府，出於一番好意，試圖解決在台殺女友陳姓疑犯這一類逃犯問題，未有充分考慮社會情緒、未有做好政策解說，匆匆推動修訂「逃犯條例」。但一開始即被曲解為「送中」，一些商家名人被挑動，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進而發動「反條例」的「社會運動」。激進派、勇武派、極端派勾結外部勢力，再次與北京「賭一把」，一些人大搞打砸、縱火、堵路等破壞和擾亂社會的行動，形成由六月十二日起至年底的「黑暴事件」，他們的目的是企圖迫使北京派軍隊鎮壓，而令「一國兩制」失敗。北京看破「黑暴」瘋狂破壞的陷阱，沒有派解放軍鎮壓，而是推出「國安法」止暴制亂。

二零一九年「黑暴事件」之後，以民主派軍師、協調人自居的戴姓法律學者提出「攬炒十部曲」，企圖通過協調泛民取得半數或以上的（稱為「35+」）立法會議席，迫使特首辭職及特區政府停擺，再次與北京豪賭一鋪。這無疑被中央視為企圖把香港打造成反共前哨站，挑戰一國兩制憲制秩序和國家安全底線的惡劣行為。北京認定「一九黑暴」為「顏色革命」，製造事端者與外部勢力勾結，威脅國家安全，於是北京以「國家安全」為主旋律，推行完善選舉制度，加入宣誓效忠及政治審查，重申「愛國者治港」，於是「反中亂港者」被驅逐出局。

在政治賭徒們帶領下，連本來有愛國愛港情懷的溫和的傳統民主派，也被激進派、勇武派、極端派的政治豪賭所累，輸得一敗塗地，甚至淪為階下囚。傳統泛民主派一直聲稱努力爭取的「全面普選」，回歸二十八年仍未能實現，原因正是因為一些人不顧現實，一再否決「循序漸進」政改方案所致，所以，原本可以更早實現的全面普選拖到今天都未見到，那些所謂民主派應負主要責任。

這一屆政府上台後，「一九黑暴」平息，並對參與暴動和「民主派初選」者的違法行為進行審判，政府稱之為「由亂及治、由治及興」的重要時期，如今特區政府制定全新選舉制度，以「愛國者治港」為主軸，進行嚴格的政治審查。政府稱之為「良政善治」階段。希望這次選民們選出真正愛國愛港的有能之士，協助政府搞好經濟民生，讓香港重新振作和起飛。（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日）